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黑虎掏心（第4/5页）

从1930年4月到1938年5月，日军一直穿“昭五式”（昭和五年即1930年）军装。这种军装是立领，用肩章上的星杠表示军衔，用领章颜色表示兵种，比如步兵是红色的，炮兵是黄色的，工兵为棕色，骑兵是绿色的。“七七事变”到徐州会战，日军一直穿这种军服。这种军服对日本人来说，视觉效果虽然好，但也有它的缺点：肩章太明显，尤其是将官，上面星星闪耀，容易被中国狙击手发现；肩章易被武装带磨损；材料消耗多。基于以上三点，1938年6月起，日军开始采用“九八式”（1938年是日本神武天皇纪年2598年）军装，改立领为折领，去掉了肩章，用领章表示军衔，右胸前佩戴“M”形胸章表示兵种（兵种颜色与上述相同）。该款军装领章极小（长4厘米，宽1.8厘米），而且从尉官到将官的领章尺寸都是一样的（1941年才微调加大尺寸，并把将、佐、尉军衔在领章上加以区分，同时领章上的星集中向一头排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居中平衡排列）。

1939年冬天的小林，绿领章和上面的大佐标志虽极不明显，但仍被高地上的董其武判断为部队长。接下来，十来支步枪瞄准作困兽斗的小林。半分钟后，小林被十枪射杀。这是开战后日军丧命的第一个骑兵联队长，也是唯一一个。

小林骑兵联队从安北出发时有1000多人马，逃出围歼圈的不足200人。一次伏击干掉日军800骑兵显然是大胜，何况还取了头狼小林的首级。这是酣畅淋漓的胜利！

再说袁庆荣那边，他的部队也赶到包头城外了，在路上拦截了小原骑兵联队。

袁庆荣就任新编第32师师长前是第35军参谋处长。几个月前，傅作义在绥西整军，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主要由袁庆荣负责。

袁庆荣对中日两军的战术看得很透。中国军队过去的训练和战术指挥，先学德国，后学日本。很多战术，常被日本人猜到。这也正常，人家是老师。老师在战术上，当然玩得比学生熟练，于是中国军队就吃亏。单兵战力上，日军士兵训练有素，在军国教育之下，武士道和皇国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他们即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也绝少投降。

怎么办呢？

袁庆荣认为只能改变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放弃以前陈旧的保守战法，才可能改变中日在绥远的战局。要想变主动，一是要加强奇袭战术的训练；二是加强步、炮兵的配合，使火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是打积极的防御战，既能打进去，也能退出来。

对奇袭战术，第35军各级部队长研究了很长时间。

袁庆荣、董其武、孙兰峰和傅作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打奇袭战，须学会使用直插敌人中枢的掏心战术。这又分两个层面：日军在绥远的据点星星点点，确定一处后，主力奔袭，直打目标；当突击部队攻到敌人据点时，采取二次掏心战术，组成敢死队，攻对方指挥部。被“掏心”后，周围据点的日军一定回援，这时正好使用另一个战术：打援。

说到打援，傅作义在率军出动前曾讲过：“攻包头城，打日本援军，哪个更重要？不要认为攻城比打援重要。为什么打包头？不是为了长时间占领，而是在于歼灭敌人。从这个角度说，攻城和打援没轻重之分。唯一重要的是，更多地歼灭鬼子！”

拦截小原骑兵联队的袁庆荣部，也是有骑兵的。如果说董其武伏击小林是一次猎火鸡，那么袁庆荣跟小原联队的拼斗则更残酷，一度出现战场上少见的骑兵对决。

袁庆荣并不与日军骑兵陷入纠缠，随后他把骑兵撤至第二线，集中所有火力狠敲小原联队。

小原联队伤亡不少。不过，在小原的带领下，日骑左冲右杀，阵形没乱。小原跟已命丧黄泉的小林一样，并不想恋战。唯一不同的是，不想恋战的小林没冲出来，而小原则带着骑兵主力冲出了伏击圈。

至于袁庆荣，最初领的任务是拦截日军，但后来接傅作义命令，叫他带部队迅速赶往包头。就这样，战场上出现奇怪的一幕：小原联队的残部和袁庆荣的部队几乎是平行着一起往包头奔。

傅作义叫他们来包头，是因为城内作战的孙兰峰遇到麻烦，久久不能攻下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而且，他得到一份情报：一支日军增援部队坐车赶过来了，前锋即将抵达黄草洼孙兰峰战斗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