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黑虎掏心(第4/5页)
从1930年4月到1938年5月,日军一直穿“昭五式”(昭和五年即1930年)军装。这种军装是立领,用肩章上的星杠表示军衔,用领章颜色表示兵种,比如步兵是红色的,炮兵是黄色的,工兵为棕色,骑兵是绿色的。“七七事变”到徐州会战,日军一直穿这种军服。这种军服对日本人来说,视觉效果虽然好,但也有它的缺点:肩章太明显,尤其是将官,上面星星闪耀,容易被中国狙击手发现;肩章易被武装带磨损;材料消耗多。基于以上三点,1938年6月起,日军开始采用“九八式”(1938年是日本神武天皇纪年2598年)军装,改立领为折领,去掉了肩章,用领章表示军衔,右胸前佩戴“M”形胸章表示兵种(兵种颜色与上述相同)。该款军装领章极小(长4厘米,宽1.8厘米),而且从尉官到将官的领章尺寸都是一样的(1941年才微调加大尺寸,并把将、佐、尉军衔在领章上加以区分,同时领章上的星集中向一头排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居中平衡排列)。
1939年冬天的小林,绿领章和上面的大佐标志虽极不明显,但仍被高地上的董其武判断为部队长。接下来,十来支步枪瞄准作困兽斗的小林。半分钟后,小林被十枪射杀。这是开战后日军丧命的第一个骑兵联队长,也是唯一一个。
小林骑兵联队从安北出发时有1000多人马,逃出围歼圈的不足200人。一次伏击干掉日军800骑兵显然是大胜,何况还取了头狼小林的首级。这是酣畅淋漓的胜利!
再说袁庆荣那边,他的部队也赶到包头城外了,在路上拦截了小原骑兵联队。
袁庆荣就任新编第32师师长前是第35军参谋处长。几个月前,傅作义在绥西整军,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主要由袁庆荣负责。
袁庆荣对中日两军的战术看得很透。中国军队过去的训练和战术指挥,先学德国,后学日本。很多战术,常被日本人猜到。这也正常,人家是老师。老师在战术上,当然玩得比学生熟练,于是中国军队就吃亏。单兵战力上,日军士兵训练有素,在军国教育之下,武士道和皇国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他们即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也绝少投降。
怎么办呢?
袁庆荣认为只能改变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放弃以前陈旧的保守战法,才可能改变中日在绥远的战局。要想变主动,一是要加强奇袭战术的训练;二是加强步、炮兵的配合,使火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是打积极的防御战,既能打进去,也能退出来。
对奇袭战术,第35军各级部队长研究了很长时间。
袁庆荣、董其武、孙兰峰和傅作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打奇袭战,须学会使用直插敌人中枢的掏心战术。这又分两个层面:日军在绥远的据点星星点点,确定一处后,主力奔袭,直打目标;当突击部队攻到敌人据点时,采取二次掏心战术,组成敢死队,攻对方指挥部。被“掏心”后,周围据点的日军一定回援,这时正好使用另一个战术:打援。
说到打援,傅作义在率军出动前曾讲过:“攻包头城,打日本援军,哪个更重要?不要认为攻城比打援重要。为什么打包头?不是为了长时间占领,而是在于歼灭敌人。从这个角度说,攻城和打援没轻重之分。唯一重要的是,更多地歼灭鬼子!”
拦截小原骑兵联队的袁庆荣部,也是有骑兵的。如果说董其武伏击小林是一次猎火鸡,那么袁庆荣跟小原联队的拼斗则更残酷,一度出现战场上少见的骑兵对决。
袁庆荣并不与日军骑兵陷入纠缠,随后他把骑兵撤至第二线,集中所有火力狠敲小原联队。
小原联队伤亡不少。不过,在小原的带领下,日骑左冲右杀,阵形没乱。小原跟已命丧黄泉的小林一样,并不想恋战。唯一不同的是,不想恋战的小林没冲出来,而小原则带着骑兵主力冲出了伏击圈。
至于袁庆荣,最初领的任务是拦截日军,但后来接傅作义命令,叫他带部队迅速赶往包头。就这样,战场上出现奇怪的一幕:小原联队的残部和袁庆荣的部队几乎是平行着一起往包头奔。
傅作义叫他们来包头,是因为城内作战的孙兰峰遇到麻烦,久久不能攻下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而且,他得到一份情报:一支日军增援部队坐车赶过来了,前锋即将抵达黄草洼孙兰峰战斗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