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第3/8页)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