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九（第18/25页）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以上言征额日重，则官与商贾豪强皆无利可图

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农民代商受困，如盐课归地丁之类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于齐，则次之；榷酤始于汉，榷茶始于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间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后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寝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摧蓄贾居货待贾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谷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于珍禽奇兽，邪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于经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余，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于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后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椿内藏。于是天下之财，其归于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闬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后俾之入备王宫，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于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两汉、魏、晋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