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第3/6页）

（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目标

戈尔巴乔夫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丰富多彩的，他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苏共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但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49]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这一思想进而发展成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

1990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50]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八·一九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三）承认多元化与多党制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多年的压制后，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事实，“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局势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