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4/7页)

[32]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30年代,这些运动不断进行,直至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达到最高潮。战后初期(1946~1952)还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33]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34]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