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4/7页）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33]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34]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