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第5/9页）

取消票证制度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的商品供应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从筹划到实施都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紧密相连的。战后初年，在酝酿货币改革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时计划着取消票证制度，恢复统一的零售价格。1946年5月成立了关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的改革委员会，米高扬、沃兹涅辛斯基、兹韦列夫等都是其中成员，而他们也都是货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12月14日取消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度与货币改革同时公布实行。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2月16日起，废除票证配给制度，取消原配给制度下的议价贸易，实行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在统一物价的同时，对主要粮食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降价，例如面包价格比原配给价格下降了12%，通心粉价格下降了10%。统一零售价格与降低物价政策，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及合作社贸易。^[86]

在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之后，在1949年3月、1950年3月相继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降价。^{[87]随着国营贸易价格的下降，集体农庄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具体如表8。}

表8 货币改革后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情况（年度平均价格，以1940年价格为100）

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中，降价政策被认为是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是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这里主要讨论财政改革对农村和农民产生影响的情况。在战争结束后，虽然取消了战争税，但农民的纳税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农业税的税额增加了。与战前一样，出售个人经济产品是农民家庭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途径，但货币改革之后，农民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明显减少了。根据1947年12月14日决议中规定，食品类价格普遍比原配给价格低，而工业品的统一价格规定得略高于配给低价，而比原议价价格平均降低了2/3。^{[88]这就促成了表8所展示的价格走势，即粮食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工业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这一“剪刀差”的特点意味着，农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日常所需的工业制品。这一趋势在农庄市场的贸易量上有明显表现，此处列举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总量在货币改革前后的变化为证。}

表9 1947～1948年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农产品出售量变化

从表9可以看出，在货币改革之后，该州的农庄市场上出售的主要粮食产品数量均有增加，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的下降，农民在市场上的收入却相对减少了（见表10）。

表10 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农民货币收入（卢布/100人）

表10展示了货币改革前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总体上看，个人经济仍然是家庭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或其他产品的收入远大于参加社会劳动以及交售农产品的收入，这是与战前、战时的特点相同的。但是比较明显的变化是，货币改革前后，农民来自于社会生产、来自于国家的收入稳定增长，而来自于市场的收入却明显下降。这一收入结构的变化是由降价政策直接导致的，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使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削弱了，也使农民更加依赖于集体农庄。

货币改革、取消票证配给制、降低物价，通过这一系列政策，苏联政府彻底改造了国内的商品供应及流通体制，完成了由战时定量供应向国家统一零售价格的自由贸易的过渡。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后贸易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对农民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新的贸易体制中，农民仍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市场虽然开放了，但是由于实行不断降低的国家统一价格，市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而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差距逐渐拉大的价格差，则使市场成为剥削农民用以维系低廉零售价格的贸易体制的重要一环。市场之于农民作用的变化，严重地削弱了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将农民束缚在集体农庄中的绳索再一次被勒紧了。如果说用镇压与惩治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是采用行政的手段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话，那么以货币改革为发端的贸易制度的变革，则是从经济层面稳固了集体农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