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第4/6页）

1930年代下半期，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0～109号住宅的居住情况如下：区执委会主席А.П.格里奇玛诺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2号住宅里。区委会书记А.С.谢尔巴科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3号住宅里。从1931年开始，列宁格勒军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机构副局长И.В.扎波罗热茨居住在106号住宅里。在107号住宅里，从1935年3月居住着Н.Г.茹利德-尼古拉耶夫，他是列宁格勒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管理局的领导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卡达茨基居住在109号住宅里。^[78]

1920年代，列宁格勒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活动家都同普通群众居住在一起。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从1926年4月开始居住在26/28号楼2门20号住宅里，这个门里所有其他的住宅都是有许多住户（普通的工人和职员）的典型的公共住宅。如在13号住宅里居住着9家共计21口人。^{[79]这种情况在1932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干部竭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这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从住宅中迁出普通居民；某套住宅固定归属某个机关。}

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1919年搬进了“斯韦特兰”工厂的女运输工人彼得拉科夫斯卡娅；1921年，工人斯米尔诺夫全家也搬了进来；随后，无产者索科洛夫一家也搬进来了。1930年代初，这套住宅共居住着5个家庭共20口人。1933年，住宅里所有的人都被迁出，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全家及其亲属、同事占据了这套住宅。^{[80]1918年，在彼得格勒区住房委员会的指示下，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被分配给工人以及政治技术学院、电子技术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居住。他们每20～30个人居住在一套住宅里。1932年所有普通人全部迁出，这栋楼完全成为领导干部的住所。[81]}

归属某个机关的住宅，基本上是一个人搬出住宅，接替这个职位的人或同级别的人搬进相应的住宅。^{[82]例如，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5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П.И.斯特鲁贝——列宁格勒区执委会主席，他在1937年6月27日在莫斯科被逮捕，同年10月30日被枪毙；П.И.斯莫罗金——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书记，1938年春天担任斯大林格勒区委会第一书记，在1939年2月25日被枪毙；З.А.杰维基亚洛娃——联共（布）区委会科学分部主任。[83]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12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列宁格勒地区检察官波泽恩，他于1938年7月9日被逮捕，1939年2月25日在莫斯科被枪毙[84]；1939年3月，区委员会书记И.О.谢赫钦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这里；两个月后，党委员会书记А.Я.叶菲莫夫及母亲和两个女儿搬进这里；1949年，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刑侦分局局长А.А.科济列夫在此居住；随后是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局长Б.П.波诺马廖夫；1954年居住着全苏联卫生技术设备科学研究院院长П.К.伏罗希洛夫。[85]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3号住宅从1930年代中期就被联共（布）区委会副书记丘多夫占据，他于1937年6月在莫斯科被逮捕，1937年10月30日被枪毙；之后居住着区委会书记谢尔巴科夫，后来迁居莫斯科；从1943年开始，苏联元帅、列宁格勒前线指挥员Л.А.戈沃罗夫全家在此居住。[86]}

与领导干部宽敞的独户住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里^{[87]，这是工业化时期住房建设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产物。同住房公社一样，公共住宅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之，只不过在1920年代它不是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此外，居民还居住在工厂的宿舍和临时宿舍里。也有许多人栖身在走廊里和别人住宅的角落里——住在走廊和穿堂里的人通常还有床，而栖身在厨房或者其他公用空间角落的人就睡在地板上。[88]}

丘科夫斯基在192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莫斯科的公共住宅：住宅里有一种特别的莫斯科的味道——从大群聚集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厕所总是在不间断地工作，在每套住宅里每分钟都能听得见厕所冲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