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镇压与惩罚（第5/11页）

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政委、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年轻，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人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在材料中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革命委员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93]

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8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94]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95]}

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8000名喀琅施塔得人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给契切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96]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97]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和要塞的军事指挥也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98]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捕者多达27人，甚至其远亲也受牵连，他们大多受到流放、强制劳动的惩罚。}

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对2103人处以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了各种期限的监禁，当时有1464人获释，但对他们的起诉并未撤销。^{[99]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委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普通参与者”。[100]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俄政府于1922年春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至1923年4月1日，喀琅施塔得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他们被划分为三类人，即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罪犯（192人）。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其余的242人大多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而被留在了喀琅施塔得。^[101]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102]这是迄今在档案文献中所见到的最为坦率和明确的结论。既然如此，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应当是清楚的。如果说，苏俄政府当时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定性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那么后来苏联长期坚持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官方说法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