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第8/9页）

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2月27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43]

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3月5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