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第3/3页）

一般来说，常赦所不免的罪行包括：十恶罪、杀人罪、犯赃罪，以及其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行。比如宋太宗即位，大赦天下，但赦书特别注明：“自（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京朝、幕府、州县官犯入己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即不赦免贪污犯的罪罚。

当然那种“不问是非，一切纵之”的特别大赦，宋朝也有过，但不常见。这类特别大赦必须在赦书中明言“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如果赦书仅仅注明“罪无轻重，皆赦除之”，也不可以按照“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原则执行。

即使是“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也不是意味着那些严重罪行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只是犯人可以获得减刑而已。宋朝立法规定：“诸犯恶逆以上及杀人应入不道，若劫杀、谋杀、已杀人各罪至死者，虽会大赦得原，皆配二千里，杀人应移乡者，亦移乡。”犯恶逆及杀人罪之人，如果遇上“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大赦，可免一死，但必须刺配二千里外。杀人犯还必须强制性移押到千里外的他乡入户居住，这既是对犯人的处罚，也为了防止仇人寻仇，此即所谓“移乡避仇”原则。

如此说来，前面洪迈所举的婺州佃户杀人案，应该是一个赦免流程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特殊例子。如果严格按照宋朝的赦免制度执行，那个杀人的佃户将被刺配二千里，服刑完毕后又得移乡千里外，哪里有机会复登卢助教的大门挑衅？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因为在家乡“打死了人，逃走出来”，后来“虽遇赦宥”，却只能“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

同任何制度一样，赦免制度肯定有其利又有其弊，但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人们可以将其弊端减至最低程度。而有着一千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现代国家的大赦与特赦制度无疑应当比宋朝的更完善——这其实是一句正确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