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17/29页）

五、忽视情报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死于空难，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挥的潜伏共区高级特工变成断线风筝。他的继承人毛人凤、唐纵等尽皆庸庸碌碌之辈，不思进取，也不能守成，以致于总统府九名报务员中竟有七人是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期被共谍把持。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0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週年纪念会上，蒋公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六、 主管官员尸位素餐、能不称官

一九三七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憎恶中共当权者滥杀无辜而投奔国府，途中被偾事官员扣押六年，以致错失了策反共军高级将领李先念、许世友之良机。后何畏经张国焘营救出狱，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前，全家投江自尽。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坚持要把「外蒙独立」列入中苏友好条约，宋子文不愿做历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绝签字，且辞去所兼外长职。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开谈判，这位继任外长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熟谙国际法，当时只须委婉表示一下这个条约签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转机，盖既经内戚挂冠而去，复遭新任外长谏阻，相信再固执的人亦必会感到事态严重而对整个条约重作考虑。只要稍稍拖延几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国就不必再求苏俄出兵，自然亦无理由再逼迫国府追认那个私相授受的雅尔达协定。王世杰缺乏文人应具备的「有所不为」的骨气，致使国府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

同一个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苏俄欲离间中美」而阻止蒋公与斯大林会面，拒绝苏方调停国共战事，致使苏方派到迪化接蒋公的飞机白跑。当时斯大林不欲毛泽东变成第二个铁托，力主国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调停西安事变一样，也确有能力阻止共军渡江，但这国脉最后一线希望被王世杰断送。

盐贩出身的许铁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坚守永年县年余，还主动出击。无奈十一战区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补给，使围城永年军民吃水草树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几百部众突围出城，在成安县吕庄中伏殉难。

另一位民间义士王三祝，自发组织六个县保安团，被顾祝同封为豫北剿匪中将总指挥，还当选立法委员。他比正规军更勇敢善战，且向华中剿总密告第四十军有投共倾向。此举被剿总泄露，四十军军长李希晨啣恨报复，停止分配空投物资，还坚拒王三祝部退入新乡城，王三祝率军转战太行山又杀回安阳，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围死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佔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佔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