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第6/6页）

还有一项公关，稍嫌麻烦，就是如何安抚戈登。那时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权、公法等“普世价值”取得共识，李鸿章这套便宜行事的说辞，尤其不能说服特别重视荣誉的戈登将军。戈登在昆山知道这个消息后，“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程和“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据闻，他“自携短铳以觅之”，要和李鸿章进行一次私人决斗。但是，此时的淮军，已经不是初抵上海规模，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戈登“屡称对仗”，李鸿章“亦不甚惧怯也”。凡敢于利用、玩弄、出卖他人者，首要考虑的就是事态激化后是否有以制之，否则，就成了玩火自焚。淮军实力足以弹压常胜军，早在李鸿章和程学启的算计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气用事。双方不发生火拼，则事态尚未恶化，则公关之术犹有用武之地，李鸿章针对戈登实施的公关技巧，一是奏请褒奖，一是保持距离。李鸿章在杀降当日拜发的捷报中，奏请褒奖四个人，头功是程学启，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尚在其后。保持距离，则是不再召同常胜军会剿，独立完成军事任务，例如，收复苏州后，几天内淮军就攻克了无锡、金匮。此招正好挠着戈登的痒处；军人的使命毕竟是赢得战争、赢得荣誉，纠缠于道德准则，实在不是戈登这个“大名鼎鼎的异邦人”登陆中国的目的。两个月后，李鸿章稍示和好，他便尽捐前嫌，再度和淮军并肩作战。不过，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作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拒绝收受朝廷赏给的一万两银子，以此表示个人对于杀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见。他在褒奖令背面写下一段类似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宣言的文字：“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李鸿章运用他在文学（叙事）、公关方面的技巧和手腕，平息了苏州杀降引起的风波。当其时也，值其势也，能如此大胆妄为、肆行其志，而又能收发自如、圆满收场，其任事之勇、干事之才，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是，背理弃义，食言卖友，李鸿章“好用小智小术”，“于是而有惭德”，不得不令人鄙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