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第4/5页）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 Twitchett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personal）政治，而非经制型（institutional）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651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律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地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gentry）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中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算“谋反”株连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大打击。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五十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匦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门第。她精力又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做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员之入流者13400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或武曌）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的，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奏的反应，也有一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