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财政管理（第8/21页）
然而，官方数字也不能说明真实的费用。1515年修建太素殿费银200000两，1585年修建慈宁宫费银150000两〔66〕，1598年修建乾清宫和坤宁宫花费720000两〔67〕，这些数字都是根据北京的现银开支计算出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各省供应的建筑材料和劳力。
各项开支中花费最大的项目是木材，它们来自于陕西、四川、贵州和湖广。1558年，仅贵州就奏称本省采木经费之数当用银138万两〔68〕。这个数目也许有一些夸大，因为它是由省里的官员们估计的，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强调正是由于这些采办引起了财政困难。1584年，四川受权存留700000两白银的税收来支付木价并运输费用〔69〕。这个数目可能接近实际开销。1557年，中央要求非木材产地的南直隶徽州府供应工木86766根，价值银129314两，另加上运费41640两。这一估算由工部确定，可以从地区税收中扣除。然而，在解运完这项供应后，工部又催解各年欠解料价银138000两，同时又新派大工银30000两。因此，采办已经彻底变成征索〔70〕。
借助于当时其他的记载，对木材的费用可以得出一个更为准确的估计。一份16世纪的记录指出四川的木材每604根就扎成一个木排。每付木排的成本仅是148两，但需要40个人花三年的时间将它运到京师。运费又是2160两，这使得每根圆木在到京之前的平均价值大约为4两〔71〕。1596年的工程用去工木160000根，那么在南方工木每根的价格估计略低于2两白银〔72〕。所以可以推断，一项小的工程可能需要约价值50000两的工木，而一项大工程的工木费用可能轻易地超出了300万两。16世纪大运河的旅行者常常提及水道上挤满了运输皇木的船只〔73〕。在1598年，利玛窦记载，数千名人夫牵挽这些木排，他们一天跋涉五六英里〔74〕。尽管官府对征发来的役夫只给口粮，但运费也是十分巨大。
工程营建中使用的琉璃砖瓦是在南直隶的苏州府烧造。那儿没有建立任何永久性的窑厂，但是，长江下游的六府要提供劳力和制造工具〔75〕。就1596至1598年的工程而言，生产砖瓦1700000块。工部为此补助了20000两银子，这仅是生产成本的零头〔76〕。工部通过命令每只漕船捎带一些砖瓦来节约运费，然而利玛窦观察到运河上还有一些特制的驳船被用来运送砖瓦〔77〕。
用在宫殿正面的大石每块长3丈、阔1丈、厚5尺。1596年，制造了特殊的马车——有十六个轮子，由1800只骡拖拉，拖运石块。尽管详情并不清楚，但工程指挥者的报告表明大石要花22天、费银7000两才可以到达建筑工地〔78〕。无疑，费用的大部分来自于民众。
在北京，役夫的工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建筑工人主要从京营和轮班匠中抽调。此外，还要从北京购买另外的建筑材料，尤其是内府不能供造的东西。这些物品是指定商人以官定价格采买。1588年皇帝诏书中承认官定价格常常低于一般市场价格，而且还拖欠账款。一位给事中估计官府当时所欠各项商价高达白银50万两以上。即使皇帝曾要求户部以太仓银次第补给，但不能确定这道命令是否得到彻底地实施〔79〕。
令人遗憾的，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资料的可信度，因此很难对总的营造费用做出准确的估计。如果抛开这些因素，《明史》中关于在16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早期这一营造高峰时期岁费银200至300万两的总估计〔80〕还是值得一提的，这与其他可以证实的管理因素并不相悖。但毫无疑问，这个估计只包括了中央和地方上支出的可以计算出来的资金，而不包括物品和劳力的额外派征。
要是认定这些加派表现为官府的净收入，那将是错误的。明代后期官府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税收实际上已达到了饱和点，对任何一个方面进行额外的派征肯定会引起其他方面税收的不足。1592年，一位掌管太仓库的户部侍郎上奏说六年中各省直共欠京运银7641100两〔81〕。而这一时期正是在重修慈宁宫，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万历皇帝又另外下诏修建自己的陵寝（第七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