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第5/9页）

不许他家的人汲水，他怒不可遏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蹦着高骂了起来。

骂些什么呢？无非骂村里的人连点儿乡情都不讲，变得彻底地没了人味而已。

这一骂就惊动了村干部们。

村干部们凑在一起统一思想，皆认为太应该好好教育教育这个人了。

而在当年，对一个人的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无非便是召开批判会。

于是，他家里闯入了民兵，将他倒拧着两条胳膊押到小学校去了——全村人集合到那儿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批判会和批斗会，原本界限就不很分明，尤其在当年的农村里更是那样。结果批着批着，渐渐就变成斗了。他被逼着站到一张桌子上去了。斗的非要使被斗的低头认罪不可，被斗的则你们越斗我越不服。结果，斗人的都急眼了，被斗的也急眼了。人们一个没留神，他做出了一件冲动过火之事——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他猝一转身，将毛主席像扯下来了，随之便撕，边撕还边说：“叫你们说话不算话！叫你们说话不算话！早知今天这样，我当年才不那么积极！……”

一阵肃静，鸦雀无声。

他自然几分钟后就后悔了，然而后悔也晚了。

众目睽睽，都看到他做下了什么事。

那在当年是犯死罪的事。

谁敢把那样的事压下呢？没人敢。

村干部们连夜向公社汇报了；公社火速向县里汇报了；县里认为案情实属重大，汇报到了省里。

第二天，从省城开来了警车，将他用亮锃锃的手铐铐走了。

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七岁。

他千里迢迢背回家里的那半扇猪，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肉。

不消说，他也没能在家里过上那一年的春节。

专政机关念他出身好，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判了他个无期。

他这一个当年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始料不及地成了“反革命”，而且是现行的。

村人们，包括村干部们，过后细细一想，偏又都忆起了他这个人以前为人处世的许多优点。比如心地善良，比如助人为乐，比如义气、正直什么的……

他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有时候看问题太死心眼，往往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总而言之，太倔。

村人们都因了他的倔而替他喟叹不已，也都有点儿后悔——明知他的倔脾气，又何必那么较真地批斗他？

然而他们的后悔，也晚了。

事情已经发生，已经结束，谁都减轻不了像他那么重的罪了。

他的家人们明智地宣布和他脱离一切亲情关系。不明智怎么办呢？不明智那就只有等当“现行反革命家属”了。

我的朋友马云龙被关投监时，他已在狱中被关押了十来年了。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他不太知道。

他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农民了。

然而他一辈子都没能好好种过几年地，尽管他曾是一个种地的好把式。

解放前，是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种。

解放后，是因为明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没有过几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侍弄庄稼的时光。

快七十岁的他，已在监狱里被关押得有点儿痴呆了。

他经常独向一隅，喃喃自语地嘟哝同一句话：“老婆要是归自己好，那土地就归农民好。”

至于那份地契，他不知把它藏于何处了，估计连他自己也忘了。

一天夜里，他喉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之后，双目不瞑地死了。

也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瞬，仍想说那句他百说不厌的话？

那话，对于他，似乎成了一句经典的台词。

想来，他也太是一个悲剧角色了。

是否够得上是一个经典的悲剧角色呢？

我没什么依据妄作评论。

呜呼！

除了呜呼，关于他，我不复有话要说。

我替这一个农民的地下之灵感到安慰的是——如今，在中国，土地耕种权又完完全全地属于农民了，而且减免了一切农业方面的税……

三、“贴树皮”是先富人群的捷径吗？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