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24/43页）

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后来“八八团”干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炮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

于是我又拥护“炮轰派”。

当年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多么坚定的“炮轰派”。

军宣队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变，日夜在磨刀，妄图反夺权……”

我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议。

军宣队的一位班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反戈一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否则将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级“勤务员”职务。班长姓曲，非常可敬可亲可爱的一位解放军。然而我不为其循循善诱所动，第二天便写了“辞职声明”贴在教室。正是在那“声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晓声”这个别名。

“炮轰派”而“匪”，自然“反动”。

于是终遭武装镇压。机关枪声响了小半夜。

“炮轰派”的垮台，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当年，大学里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为它的瓦解哭了两通？

正如今天的球员，哪里会想到一个所谓球迷为他的一脚落空而独自地大发神经？

所幸今天此病为球，不关政治。

“文革”中的许多女工，此前并不热衷于政治，此后也未再热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政治伤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为她们的任何利益所风起云涌的。她们只不过因生逢那一时代，不可避免地传染上了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这，是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女工们最为不同之处。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识分子、女科研者与“文革”中的许多机关女干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倾轧、相互陷害、相互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她们也往往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阻挡她们实现目的道路上的几乎一切男人。哪怕他们并非成心阻挡她们，哪怕他们仅仅被她们主观想象为绊脚石，而实际上他们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们视为障碍的是女性，则她们“踢开绊脚石”的方式更加卑劣，往往使对方们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具有袭击的性质。并且，往往对准人的政治要害，企图一击而大功告成，置人于死地。当年我听说过不少这类可怕的女人的行径。她们常使我联想到后来看过的一部美国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她们当年的相互倾轧、陷害、打击报复以及出卖好友的行径，具有以下特点：年轻的向年老的比年老的向年轻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女性向女性比女性向男性突然发难的现象多，专业弱的向专业强的比专业强的向专业弱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出身好的向出身有问题的比后者向前者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代人向同代人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专业、同领域甚至互为邻居者之间突然发难的现象多……

所有这些发难现象，有的放矢，直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政治之纲。所谓“该出手便出手”，所谓“不出手白不出手”。“出手”则来势凶猛，又准又狠。

有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时，目的其实与政治无关，可能仅仅因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场演出中做主角？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项并不高级的科研中为骨干？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次活动中任组织者？取得成绩后应上报嘉奖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是自己的名字在前还是别人的名字在前？……

通过政治性的手段，在文艺、文化、科研、教育等领域攫取名利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司空见惯。而且，往往奏效。

“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了，工人们开始促生产了，知识分子之间，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却依然利用政治进行明争暗斗的现象，继续演出着种种小品和戏剧。

这一种演出直至“文革”结束才不得不落幕。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