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比师娘更给力（第8/14页）

孙文担心袁世凯真的会接受“二十一条”，那样一来他在日本人眼中岂不失去了价值，于是迫不及待地于1915年3月14日，通过其老朋友犬养毅把他的“十一条”传达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在信中，孙文对他的“十一条”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基本相同表示欣慰，又说袁世凯不会对中日提携有诚意，以向日本政府输诚效忠。如果日本帮助自己打倒袁世凯，而执掌中国最高政权的话，他应允将给予日本比“二十一条”更为优厚的利益。

【11.东京这边有点儿乱】

王忠和先生在他的《袁世凯全传》第342页中，还说道：

1914年5月11日，孙文就曾写信给大隈首相，做过类似“二十一条”的口头许诺，只是，大隈认为孙乃在野之人，因此不大重视他所开出的空头支票。孙的两封信的复印件，于1986年被日本人公之于世。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不像话啦，居然把孙文先生这些糗事全都给倒腾了出来，他们想干什么？

日本人想干什么，那是日本人的事，我们就甭管了。继续说孙文先生。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却仍然背负千秋骂名，可见出卖国家利益这种事，真的不能干啊。既然如此，那孙先生这么个搞法，又是何苦呢？目的何在呢？

王忠和先生解释说：

孙的这一系列谋划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交易，想借重帝国主义扶植自己上台。此事或许知道的人极少，或许因为没有成为事实，遂慢慢为人所淡忘，以后的国民党当局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不再提这一段历史。不过，孙的这些举措很为当时的人们所诟病。

当时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先不管。先来说说我们自己，我们教育孩子，第一要义就是要认清是非，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当跌倒时，我们不能趁机抓住扶我们起来的人反咬一口，同样，我们也不能抱着劫匪叫亲爹，人家认不认你，还两说呢。

可这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准则，搁在孙袁这里，就出了岔子。明明是袁世凯力挽狂澜，独撑危局，以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二十一条”危机，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却非要骂他卖国，甚至昧着良心造谣说他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而孙先生弄出来个比“二十一条”更狠的“十一条”，我们反倒认为他有礼有节，爱国爱民，那么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先生这么个搞法，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孙先生上了台，搞死老袁，革命就算成功了。要是照这么个说法，孙先生上台之后，也是不会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可现在袁世凯就不肯签，那为啥非要搞掉他呢？若说袁世凯不代表人民群众，你孙先生也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啊，和袁世凯代的是同一个表，那这么恶搞又有何必要呢？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对此事的评价：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用现代的思想理念，重新解读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亲劳亲为做具体工作，而在于为社会制订一套良性规则，传布诚信正直的理念。政治家万不可施展骗子手段，你骗，大家也跟着骗，全社会一起来骗，最终把个美好人间，生生弄成了骗子横行的恶狱。所以骗子政客以骗局得逞，却让社会付出了规则沦丧的惨重代价。

总而言之，政治家必须要以正直诚实为准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铁定遇到骗子啦。

总而言之，孙文的这个“十一条”，很快就走光了，袁世凯大怒，指控中华革命党胡来，偏挑这节骨眼上添乱。于是黄兴和陈炯明急忙发表公开信，声称绝不会趁这个时候再搞革命，这个时机不对。

见黄兴又跑出来说话，孙文很不满意，遂写了封信，给黄兴送去。略谓：

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