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钱穆（第11/19页）

１９２２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１９２３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１９２７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１９２８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２９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１９３０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北方学风浓厚，教授之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后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通史课后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相对于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向来难以考徵，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陈寅恪推崇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