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基础：富强还是文明？（第2/13页）

先来看严复。史华慈在论述严复时，认为虽然严复的思想中有着文明国家的自由、福利等乌托邦理想目标，但对他而言，这些文明国家的目标过于遥远，当前的急务乃在于中国所缺少的国家富强。[2]不过，近年来对严复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追求国家富强的时候，在严复看来，文明的目标也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在世界竞争的大势之下，究竟什么样的国家适合生存，物竞天择，“天”之选择是有内在价值目标的，其选择的标准不是超道德的强者逻辑，而是有着明确的文明标准。只有那些处于文明阶段比较高层次，具有自由、平等价值的文明国家，才是国际竞争的最终出线者。对于严复而言，国家富强固然是当务所急，但文明的价值目标具有同等的意义，中国不仅要变为像西方那样的富强国家，而且同时要成为像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家。文明是普世性的价值，是新的天道和公理。[3]在富强与文明之间，严复更看重的是文明，文明是富强之源，而非仅仅力。他心目中的文明，乃是民德、民智和民力的提升，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文明。[4]当文明与排外发生冲突的时候，严复将文明作为最高的法则：“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5]

比较起严复，梁启超要复杂得多。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于受到加藤弘之等人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强权主义倾向，[6]他认为在一个帝国主义强权横行的世界里面，空谈公理无助于事，关键是尚力，用强权对抗强权。同样是接受进化论，严复用进化论建构理想的世界秩序，注重的是“进化”的进步意义，即恶的不断消退与善的不断积累和扩展，强和优不仅是指物质和军事的富强（“力”），也是“智”和“德”的竞争。而梁启超则将进化论理解为力的竞争，进化的世界就是一个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世界。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之中，有一段令世人震惊的话：

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7]

强权即公理，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非常残酷的判断。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在理想的平等世界之中，才有公理可言，谁拥有了公理，谁就拥有了权力。而在现实的不平等世界之中，没有公理，只有强权，强权即公理。那么，如何在世界上实现平等呢？除了强权之外，还需要文明的进化。比较起加藤弘之，日本的文明论代表者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影响还更大一些。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将西方的文明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与“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类似富强，从器物衣食到政令法律，而内在的文明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是人民的风气。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外在的文明不过是技术性的制度合理化和器物革新，从历史实践来看不难获得，社会阻力也不大。而作为公共风气的文明精神，由于涉及价值观和伦理观，最难谋取，但它恰恰代表了文明的核心。文明主要不是体现在物质的富强，而是体现在精神的进步。福泽谕吉接受了基佐的文明论观点，将文明看作“人类智德的进步”。人类社会正是从野蛮社会发展到半开化社会，最后进步到文明社会的。而在现阶段，西洋代表了最先进的文明，日本唯有脱亚入欧，才能跨入文明国家的行列。[8]梁启超受此影响，将从野蛮到半开化到文明之人类历史发展三阶段，视作“进化之公理”，与严复一样，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图存救亡，最重要的是要像西方那样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国强，则取决于开民智，“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也无法成为文明国家。[9]为了在竞争的世界里面图生存，固然需要强权，但强权之外还有公理，只有顺应人类公理，实现文明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之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