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基础：富强还是文明？（第11/13页）

梁启超在欧游回国之后大力倡导“新文明”，这一“新文明”不是仅仅适合中国的特殊文明，而是适合整个人类与世界的普世文明。他说，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中国目前一个绝大的责任，“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56]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明自觉，对人类和世界自觉担当的文明责任。梁漱溟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方面将中、西、印哲学视为不同民族文化和意欲所决定的多元文明路向，另一方面又从普遍人性的视野，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将先后走过西方、中国和印度文明的三个阶段。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叙事策略，却透露了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的内在态度：所有的文明都是基于民族历史文化和心理条件的特殊性文明，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文明是同等的、各有其价值的；然而它们之间又并非不可通约，在人类发展的普遍历史之中，东西文明都有其合理的、适当的历史位序。不能抽离了全球的背景个别考察东西文明的历史意义，中国文明的价值只有置于人类普遍的历史之中才能得以最后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不愧为轴心文明的子孙，他们的文明自觉，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不是以排除普世价值为前提，而是从普遍人性和全球利益的视野，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前途，人类所能共享的好的价值、好的生活和好的制度。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文明自觉，是五四时期独有的博大和包容。

1915年，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惊。百年以来，世上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东方文明古国，他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57]四年之后，朱执信重提睡狮一说，他问国人：“为什么醒了不去做人，而去做狮子？”狮子好斗，以武力争胜；而人类贵互助不贵争斗，比智力而不比武力。中国“从前没有觉醒，就像睡了的人。现在醒了，就把人待朋友的方法，来待友邦”。[58]

醒来之后的中国，是做狮子还是做人？五四时期的胡适和朱执信觉悟了。崛起的中国，当以文明展示天下。世界期待于中国未来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且是中国制造的普世价值；不仅是威震四海的富国强兵，而且是符合普遍人性的中华文明。

[1]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

[2] 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第226页。

[3] 关于严复思想中国家富强与文明论关系的问题，参见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载《中国书评》，第9期，1996年2月；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227页。

[4] 参见严复：《原强》，见欧阳哲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4—547页。

[5]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欧阳哲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624页。

[6] 关于梁启超强权主义思想的日本来源，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5章。

[7]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459页。

[8] 参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第2章。

[9] 参见梁启超：《爱国论》《文野三界之别》，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71、340页。

[10] 参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第10章。

[11] 关于加藤弘之的强权思想，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216—218页。

[12] 参见梁启超：《论强权》，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52页。

[13]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217—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