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第6/7页）

中华民族观念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事情。如今公认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当为梁启超。[20]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中华”和“中华民族”。[21]以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逐渐流行于国内舆论。梁任公也是晚清最早提出“建国”的思想家，“建国”与“建族”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他看来，“国”也好，“族”也好，皆是“群”，他引用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看法，认为民族是有着同一语言、风俗和精神的自然共同体，而国家乃是与国民具有同一性的人造有机体，民族是建国之阶梯，是建国之独一无二的源泉。民族与国民国家，虽然不同，但关系非常紧密。中国与昔日之罗马帝国、今日之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国境里面有众多的民族，宜“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22]这一新民族，就是与国家建构紧密相关的中华民族。

众所周知，晚清的国族建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一种是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等革命派所追求的汉族共和国，另一种是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所提倡的“五族君宪”的大中华主义。革命派将反满的种族革命与反君主专制的共和革命合为一体，而立宪派将汉、满、蒙、藏、回的五族融合与以君主为国族象征符号的立宪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国族与国家的想象是如此不同：前者的共和国家以纯粹的汉民族为单一的种族基础，后者的君主体制以五族融合后的大中华民族为新的国族。20世纪初发生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之间的世纪性大论战，便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国与建族方案的大较量。理论上的针锋相对并不意味着历史实践中没有折中的空间，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的结局，乃是一种历史性大妥协，合革命派的建国方案与立宪派的建族方案为一炉。革命派赢得了共和的政体，却接受了五族融合的大中华主义国族方案，立宪派放弃了君宪的要求，将“五族君宪”改易为“五族共和”。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享受辛亥革命这一大妥协的历史遗产。

中国的国族认同所面临的，是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使命，除了打造一种建立在各民族与族群文化平等上的国族意识，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具有世界主义普世背景的民族主体性。一个对内平等、对外开放的中华民族，才是一个真正能够获得国内各民族和族群、国际各国家承认的伟大国族，而这个国族之伟大不是建立在种族意识和实力征服的基础上，而是如同古代中国那样，有着同样伟大的文明。文明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则是她的肉身。

[1]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33页。

[2] 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页。

[3]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

[4]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第17页。

[5] 参见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6月。

[6]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第12页。

[7] 参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9—11页。

[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

[9]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10]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1]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7—57页；［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英］厄内斯特·盖尔纳：《国族主义》，李金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