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6/24页）

（五）

就像河流不能摆脱大海的吸引，向日葵不能拒绝太阳的召唤，汉化，对于有机会与中原王朝亲密接触的少数民族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宿命。这些少数民族通过抢掠的方式进入了汉文化，他们贪婪地把一切吸引人目光的东西装入自己的口袋。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豪华的陷阱，这些抢劫者最终会被汉文化劫持，最后丢掉自己的一切。

这种宿命是由巨大的文化落差决定的。相对于中原王朝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灿烂文化，周围那些小民族的文化积累显得过于寒酸单薄了。

首先吸引了那些剽悍骑手的，是汉人的物质文化。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独步世界的。因为建立在全世界最严密的专制基础上的强大聚敛能力，一方面使广大社会底层持续几千年沦陷在饥饿之中，另一方面给汉族上层社会提供了把物质享受不断精致化、艺术化的可能，并终于形成了日本人所说的“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伐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相比旧中国钟鸣鼎食的大家族，西方那些满足于吃吃“蛋黄酱”“大鲟鱼”“有鸡冠的甲鱼汤”的贵族们生活得简直就像乡下人。这种中国式的“生活美”不仅仅局限于“满汉全席”和“房中术”，还包括听戏、造园、把玩古董和宝石，甚至吟诗作画。翻开《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洛阳名园记》，中国贵族生活艺术的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美”，使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

以物质享受为切口，汉文化把自己的静态世界观注入那些不安分的异族体内，使他们安静松懈下来。还是在文明的初期，汉民族已经构造了自己简单然而坚不可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天圆地方，四角俱全，就像一架万古不息的水车，按照“道”的规定规规矩矩地运转，一成不变，直到永远。由于这个“道”早已被圣人们彻底阐明，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用自己动什么脑筋，只要心安理得地按圣人的指示，修身齐家就可以了。某种程度上，汉文明的核心是对活力的恐惧和抑制，如“血气未定”“父母在不远游”“一箪食一瓢饮”“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这种静态的世界观，说到底是把人性中的惰性文明化、理论化。任何自发的活力，背离经典的尝试都是错误的。就像鲁迅所说，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引起革命。这套夹杂着“天命”“性”“道”之类深奥词汇的说辞对于周围的蛮族人来说，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远比他们的粗陋简单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更周密，更完善，更适合世俗生活。所以，当那些野蛮的异族人拿起书本，研究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为体内的原始冲动感到害臊了。

因此，先被醇酒妇人，后被四书五经征服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安静了下来。他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鼓励的惰性很快败坏了他们的性情，使他们最终变得懒惰、腐化、懦弱。

（六）

“生活的美”和静态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巨大威力，使汉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任何接近它势力范围的异族。秦汉以前，它已经吞噬了黄河下游的“东夷”，淮河流域的“淮夷”，长江以南的“百越”，四川一带的“巴人”，陕西附近的“西戎”，山西一带的“长狄”“赤狄”和“白狄”。秦汉以后，它又逐步吃掉了匈奴和突厥的一部，吃掉了北方的羯人、氐人、鲜卑人、契丹人，吃掉了南方的一部分僚人、俚人、溪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千年间，还没有发现可以抵御这种同化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