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7/24页）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三）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使用满语要求得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洲人等“只要是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族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现代人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