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5/19页）

对政治迫害，恺撒立下的界限尽可能狭窄。对于表面上的恺撒派私下与立宪派的勾通，没有做任何察询。从法萨罗与塔普苏斯敌人司令部取得的文件，恺撒看都未看，就亲自丢入火中，因之使他自己及他的国家免除了对可疑人物的政治审讯。再者，凡是跟随罗马军官或行省军官而对抗恺撒的普通士兵，一律无罪，只有在朱巴王麾下服役的罗马人除外；这些人财产充公，以作叛国罪之惩罚。

即使对败部的军官，直至公元前49年西班牙之战，恺撒也给予无限制的原谅；但后来他察觉到他做得过分了，首脑人物的去除至少是不可避的。因此他下令，凡是在敌军服役的军官，或在莱里达之役以后而在反对派元老院中保持席位的，剥夺其财产权与政治权，终生放逐于意大利之外。如果内战未终而死，则其财产充公。但那些原先已得恺撒原谅而后又投入敌阵者，则剥夺其生存权。

这些规定，在实行上却经过很大的修改。重投敌阵者很多，但真正执行死刑者却甚少。在财产的充公上，不仅所有债务先予还清，寡妇原先带来的嫁妆归还，而且有部分产业还留给死者的子女。更且，有许多本当放逐、财产充公的人都完全获赦，或罚金了之，如在乌提卡被迫加入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们。其他的人，只要他们向恺撒申请，身体与财产几乎均可重获自由。事实上，几个拒绝申请的，如原执政官马库斯·马塞卢斯，都自动给予赦免；公元前44年，大赦令颁布，把所有罪状仍未撤消的也一律赦免。

大赦

共和派得到宽谅，但并没有跟恺撒和好。对于新秩序的不满，对于统治者的愤恨，普遍存在。做公开的政治抵抗已无机会；但有些人称恺撒为王，则遭到护民官的干预，而这样的护民官则被共和派奉之为殉国者。共和派在内在的反对、秘密煽动与阴谋上，态度断然。当“国王”出场的时候，群众里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到处是招贴和讽刺诗，以刻毒与讨好群众的方式攻击新君主制度。当某个喜剧演员在台上演出讽刺新君主的戏时，喝彩如雷。反对派的小册子中，对加图的推崇成为时髦题材，而由于文学不再自由，他们的作品更受读者的欢迎。

不错，恺撒这时甚至站在共和派的领域上与他们作战。他和他的干练心腹们，用反加图的文章来回报加图派的文章，于是共和派与恺撒派围绕着死于乌提卡的英雄缠战，像特洛伊人与希腊人围绕特洛伊人帕特洛克罗斯[1]的尸体而战一样。但恺撒派在这种战争中当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作为裁判的群众是站在共和派一边的。除了威胁作者以外，别无他法。因此，著名而有危险性的文人，如普布利乌斯·尼吉底乌斯·菲古卢斯和奥鲁斯·席西纳，要想获允返回意大利，就比其他放逐者更难；而在意大利的反对派作家则受到检查，而惩罚则完全由检方随意而定，因而感到的约束特别恼人。

对于新的君主政体的暗地反对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进行。谋位者和共和派的叛变在全帝国各处不断蠢动；内战的火焰一时由庞培派燃起，一时由共和派燃起；而在首都，则刺杀新君的阴谋比比皆是。但这些阴谋甚至不曾使恺撒在身边设置长期卫士，往往只贴告示公布这些阴谋就算了。

恺撒对反对者的宽宥

恺撒对其自身的安全不论何等不放在心上，他却无法不看出这普遍的不满所寓含的危险。然而，虽经友人一再劝告，虽然他自己明知反对者的无可扭转，他的活力与从容自持仍是极为惊人，而反对者的绝大多败仍旧获得他的原谅。他这样做亦不是由于高傲者的宽宏，也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出于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因为对被击败的党派，比较快而比较无伤的处理方式，是将他们吸收到国体之内，而不是把他们扫除到国体之外。

恺撒崇高的目标需要立宪派的合作；因为立宪派实际不仅包括贵族，而且包括了意大利公民中所有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他那要使古罗马国新生的计划，需要大量有才华、有教养，有继承的和自得的优点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部分包含在立宪派中；因此，他很可能把对反对者的原谅认作是胜利的最佳报酬。因此，反对派最重要的头目固然被移除，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则得到完全原谅。再者，这些人也不是任其留在消极的牢骚埋怨中，而是使他们在新的行政体系中做积极的参与，并由此获得荣誉与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