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2/19页）

由于这种明澈的判断，对于命运与人力，恺撒从未产生过幻象，朋友工作的失当，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计划都订得明确，一切的可能性都经考虑，但他却从未忘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他会玩起那般冒险的游戏，理由在此，他曾再再冒性命之险，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会做最任性的事一般，恺撒的理性主义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义相通。

作为政治家的恺撒

这些秉赋必然会缔造出政治家。因之，恺撒从早年开始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怀抱着人所能怀抱的最高目标——使自己那深深腐败了的国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国家相关的那更为腐败的希腊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道德上新生。三十年战争的艰苦经验使他对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在目的上，却不论处于无望时候，或权力无限之际，都未曾稍变，作为煽动家、阴谋家时如此，走在黑暗小径时如此，在联合执政时以及专制君主时，仍然如此。

恺撒所推动的长期计划，即使在极为不同的时间零碎实施的，都是他那伟大建筑的一部分。因此，他没有什么单项的成就，因为他的成就没有单项的。作为一个作者，他文体的单纯优美是无法模仿的；作为一个将军，他不把习规与传统放在眼里，他总是以他特殊的鉴别力鉴别出得以征服敌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以是正确的；他能够以先知的确定性找到达到每件事情之目的的正确方法；在战败之后，他仍像奥兰治的威廉屹立不摇，而不变的以胜利结束战役；他以无匹的完美迅速调动大军——正是这个因素使军事天才有别于普通能力——而他的胜利不是来自军力的庞大，而是来自行动的神速，不是来自长久的准备，而是来自快速与大胆的行动，即使在配备不足的情况下亦然。

但就恺撒而言，所有这些都仅属次要。无疑他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大将军，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他是绝顶的政治家。他的军人身份完全是附属的，而他跟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主要不同之一，便在于他不是以军人为他事业的开始，而是以政治家。起初他本想像伯里克利和盖乌斯·格拉古一样，不用武力而达目的，而十八年的时间，他身为人民派的领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计划与谋略。可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认，军事的支持是必须的，于是他成为军队的首领。

因此，日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无宁是自然之事；这一点，克伦威尔有些与之相近，后者由反对派领袖变为军事首领与民主王；一般说来，这个清教徒虽然跟那放荡的罗马人极少相似之处，但在其发展过程、其目标、其成就上来说，却是近代政治家中与恺撒最为接近的。即使在恺撒的战争中，这种即兴式的将军作风也是明显的。正如拿破仑的埃及与英格兰战争展示着炮兵中尉的气质，恺撒的战争则展示着煽动家的特点。有好几次——最显然的是伊庇鲁斯的登陆——恺撒都疏于军事的考虑，而一个彻底的将军本是不应有这种疏忽的。因此，他的几次行动从军事观点言当受责备；但将军所失者，却由政治家获得。

政治家的任务正像恺撒的天才一样广泛。他从事种种事务，但没有一样不跟他那伟大的目标合为一体的；这个目标他始终坚守如一，而从未对这伟大行动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废。他是一个战术大师，但他却竭尽一切力量以阻止内战，当他无法阻止时，则尽量避免洒血。虽然他是军事君主国的创建者，却有效地阻止了元帅的继承体制或军事政府。若说他对国家的服务业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学与和平的艺术，而非有助于战争者。

作为政治家，他行动最特殊的一点是他完美的和谐。事实上，政治家——这人类行为中最困难的一种——的一切条件都结合于恺撒一身。在他来说，除了生活于现在，并合于理性法则以外，在政治上没有有价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顾及历史的与考据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语及对称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他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统治者，他统治人心，像风驱使云彩一样，他可以驱使种种不同的人为他服务——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级军官，温柔的罗马主妇，埃及与毛里塔尼亚的优美公主，意兴风发的骑兵军官与锱铢必较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