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5/19页）

无法实现的理想

恺撒及其本派人的理想，乃是在罗马建立伯里克利式的政府，不仰仗刀剑，而仰仗人民的信赖；这个理想，在他斗争的过程中，他放弃了不少，然而，他却始终努力在抗拒军事专制的观念，其所用的努力恐怕是历史仅有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也是这巨大的心灵中唯一一个热望超乎了明晰判断的地方。恺撒心目中的政府，由其必然，就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政府，因此也会像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的政府一样，随着其创造者的消逝而消逝。在国族的深沉混乱之下，罗马的第八个王，要想继承他的七位先驱，仅以法律与正义来统治人民，即使在他在世时都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他想把常备军纳入国体之内使之成为社会中可控制部分的构想，因为这军队在上次的内战中已经习得了权力的好处，却忘记了服从。

罗马社会从上到下对于法律的不尊重已到不堪救药的程度，任何人对这一点做过冷静考虑，都必然会把恺撒的希望视为梦想。马略的军事改革已经使军人不再是公民，而坎帕尼亚的兵变与夫塔普苏斯的战场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军队现在给予法律的支持是什么样子。即使这位伟大的民主者都无法把他解放的军队重新掌握。在他的号令下，千万刀剑从刀鞘里抽了出来，但已抽出的刀剑却不再那般听命回鞘。

命运比天才的力量更大。恺撒想要做的是恢复文人政府治理的国家，结果他所建立的却是他厌恶的军事专制政体。他推翻了贵族与银行家们的政权，却以军事政权做了替代，而国家却仍像以前一样由特权的少数在专制与操纵。然而，这样以创造的意义陷于错误，乃是秉赋至高者的特权。伟人们为了达到理想而导致的辉煌失败，乃是国家的至宝。好几个世纪之久，罗马的军事政体未演变为警察国家，乃是恺撒之功；罗马继后的皇帝们，不论如何不同于他们王权的伟大创立者，没有运用军人来对付公民，而只用以对付公敌，乃是恺撒的功劳；因为他们对军队与国家都有足够的敬重，不可能以前者做警察统治后者。

财政的管理

财政的控制困难并不大，因为帝国广阔，又无巨大公债。若说国家曾有一段时期陷于不断的经济困境中，原因不在于不适当的岁入，因为最近几年岁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岁入两亿塞斯特斯，由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与叙利亚行省的设立，又增加八千五百万。这个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来源（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奢侈品税），远超过坎帕尼亚的公地所损失的税收。再者，卢库卢斯、梅特鲁斯、庞培、加图和其他等人的财产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国家财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例常与异常的花费，部分原因在于处理不善。例常花费上，首都谷物的分配几乎用得超乎其分。公元前63年，由加图将该项费用增加，自此以后每年几乎用去三千万塞斯特斯，而公元前58年以后，连象征性的谷价也取消了，于是单这项就吞了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由于西里西亚、叙利亚和高卢需要新的驻军，军事预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费，包括海军的，例如在公元前67年的海盗大围剿之后五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此外，战争及战争准备所花的钱也极多，如为了使皮索装备他的马其顿军，就付给他一千八百万塞斯特斯，庞培为了维持西班牙军，每年用二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恺撒为维持高卢军团，用的数目也相似。

这些开销虽然浩繁，罗马的财源本来却并非不能应付，然而罗马人的行政效率却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松弛及鲜廉寡耻的影响。国库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项，只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财源。两位负责督事的会计官——都是一年一换的年轻人——袖手旁观；而那长期的办公部门，以前固然曾极受尊重，现在则把最腐败的行径视为家常便饭，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可买可卖。

恺撒的财政改革　废除直接税的出租

然而，当财政的线索一旦掌握到恺撒的内阁手中，这个大机器的所有轮子与弹簧都有了生气与比较严格的秩序。盖乌斯·格拉古的两个新猷——直接税的出租和谷物分配——曾像坏疽一样腐蚀着罗马的财政制度，现在则部分被取消，部分修改了。恺撒和他的先驱格拉古不一样，他并不企图用大资本家与首都的民众来制衡贵族，却把它们放到一旁，把国家从一切寄生虫的吸附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