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第十二（第2/4页）

玻尔有名言：“谁要是第一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感到困惑，那他一定没听懂。”“薛定谔的猫”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这个猫十分可怜，被关在特别的密室里，既死了又活着！要等到打开箱子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是决定，而非发现。

“二战”期间，号称陆军第一的法国瞬间崩溃。当时84岁的老元帅贝当正在西班牙当大使，他执意回国，弗朗哥劝他以年龄作借口：“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维特根斯坦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

“二战”前，英国战斗机机舱安装的都是普通玻璃。为了飞行安全，道丁建议安装防弹机舱。英国空军部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以经费不足搪塞他。道丁明白：在这些十分讲究等级观念的人看来，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防弹”待遇。他反击说：“美国芝加哥的劫匪都能坐防弹汽车，为什么不给我们的飞机机舱安装防弹玻璃，难道我们飞行员的命不如劫匪值钱？”最后，官司打到首相那里，道丁赢了。

尼赫鲁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印度人民对他的尊敬，使他的自我意识更加强化。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揄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在寒风呼啸的1943年1月1日，罗科索夫斯基看着屋外漫天的风雪，对他的参谋们说：“包围圈中的那些德国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他又说，“在古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给被围困的敌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投降的。”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下令起草了递交德军的劝降书，如果德军立即投降的话，苏军将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并保证在战争结束后立即遣返他们。

1945年，新的国际数学联盟成立，领导新联盟筹备工作的美国数学家马歇尔·斯通，与各方对话，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一部从总纲到细节都能保证“让政治远离科学”的联盟章程得以完成和顺利通过。斯通特别强调“不能接受任何把德国和日本排除在外的安排”，还强调“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包括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

索罗金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博爱”纯属宗教或伦理的范畴，与科学无关。迄至两次大战后，文化危机，迫在眉睫。他还表示：“历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给人类提出最后的通牒：你的殒灭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除非你能经由创造的爱之恩赐，把人类行为提高到更高的伦理层面。”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但你们，在人可以帮助他的同类这一天终于到来时，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约翰·斯隆是伟大的“丑陋的宣传者”之一，垃圾箱画派的一位成员。他歌颂贫民窟、地位低微的妇女和领救济食物的贫民队伍。他晚年总结说：“我不喜欢去投编辑们之所好，甚至年轻时就是这样。我爱画那最暗、最黑的图画……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从未为了追求经济收入和别人的赞誉而裹足不前。”

史怀哲说：“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