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合作的非暴力者（第6/7页）

《明史》记载其“由父任入仕”。作为“官二代”，严世蕃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当然，外表丑陋的严世蕃并不是一个草包。如果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的可能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文采并不输给他的父亲，严嵩为嘉靖皇帝写的青词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严世蕃之手。

直到严世蕃贪污受贿的把柄被夏言抓在手里，父子二人才慌了神。严嵩领着儿子双双跪倒在夏言面前，哀求夏言能够放他们父子一马。其实夏言就是为了挽回丢失的面子。他见严嵩已经服软，心理得到了满足，也就放过了严嵩父子。严嵩轻松过关，可内心对夏言的仇恨却愈发强烈。

为了将夏言彻底打垮，使他永无翻身之日，严嵩一直在寻找着机会，一个能够置夏言于死地的机会。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武力收复河套的方案，以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嘉靖皇帝虽然也倾向于支持这个方案，但明英宗以来，帝国军队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因此对于武力收复河套，嘉靖皇帝一直犹豫不决。

曾铣是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算是夏言权力集团里的人。

在当时，内阁的权力纷争已经进入一种白热化状态。阁臣之间纷争不休，并且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有机会进入内阁，便可以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尊荣显贵的权位，就要学会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

严嵩之所以有把握利用这件事置夏言于死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夏言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么做犯了帝国公共事务操作规则的一个大忌，就是官员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与朝政。

严嵩通过宦官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皇帝并不敢下收复河套的最后决心。就在皇帝摇摆不定的时候，严嵩适时抓住这个机会，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借收复河套牟取私利，从而陷帝国于危难。

严嵩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主要得益于皇帝身边的宦官送出来的情报。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相结合的怪胎——阉党。

由于朱元璋废除了相权，他的那些继任者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大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两大机构分工明确。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并非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打倒对手，就是被政敌置于死地，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一个权力高层的垮台，往往会牵连一大批官员被贬谪或者遭杀戮，以致党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明朝皇帝只给内阁以有限的权力，却放纵阉宦为所欲为，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爪牙鹰犬。严嵩能够执掌权柄二十余年，就在于他懂得“巧为迎合，结诸阉人”，千方百计结交那些当权的宦官。

与严嵩百般逢迎权阉集团不同的是，夏言在宦官面前常常摆出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按照《明史》给出的说法，夏言在担任首辅期间，根本不把内宦放在眼里。平日里皇帝派宦官到夏言家中传话，夏言都会端着首辅的架子，视他们为奴才（负气岸奴视之）。可想而知，那些在人格上备受屈辱的宦官在返回宫后，又岂能不在皇帝面前说夏言的坏话。本来就已经失去了皇帝的欢心，还要遭受严嵩和宦官的内外双重诬陷，夏言不垮台才是怪事一桩。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以误国通敌的罪名被抓起来。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往回赶的路上，闻听曾铣被抓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仰天长叹：“这次，我是死定了！”（噫！吾死矣！）

这时候，夏言已经意识到在这场权力博弈中，他已经彻底败在了严嵩的手里。直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这场政治斗争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博弈。这时候的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嘉靖皇帝派来抓他的锦衣卫已经出发。

这一年，帝国本无大事。兵部侍郎曾铣被拟以“交结近侍官员律”处死，屈斩于北京西市。几个月后，夏言也同样被处斩于西市。临刑前，夏言留下的遗言让人唏嘘不已：“我有志恢复河套，实欲尽犬马之忠，不虞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