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7/8页）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测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罪名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辞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之际，到了正月十一，朱元璋又接连颁下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因为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官职。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给原来丞相统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拔刺”。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和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得以平稳实施。

这次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这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扫除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立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段时光。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此时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无所禁忌的巅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