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围路径（第7/12页）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不同，宦官的权力格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税务部门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

宦官越过宫墙本就是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全权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

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粮米的一半。在这里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们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没有加上并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步履维艰。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样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由于皇家大兴土木，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朝的皇帝很讲究自己的居住环境，但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房奴”。他们拿出国库里的真金白银先后兴建了南京、北京、中都（临濠，今凤阳）宫殿，每一项都是大工程、大项目，花的也都是大价钱。光是修建自己死后的住所—定陵，就耗费掉白银800万两。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边的宦官去采矿收税，除了内府严重缺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当时的经济大环境影响。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势头，让整个帝国的官僚地主阶层都患上了财富狂热症，他们纷纷将自己权力管道打造成为一个抽水机，当然抽的不是水，而是钱。

万历皇帝就算没有追逐财富的强烈愿望，但在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他那敏感的神经也会有所触动，更何况他的帝国财政也的确需要更多的真金白银来填补巨大的亏空。

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都可以开采，以便从中收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开始，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

明神宗是顶着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实行矿监制度的。为什么大臣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明神宗的这种做法，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皇帝直接派人深入民间收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万历越过官府衙门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做法，既违背了朱元璋的“祖制”，又破坏了权力系统的层层分肥法则，在利益管道中强行截断了中间环节。这样的话，就必然会遭到来自于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同时在民间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这样只会加剧权力系统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