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奏：1931莫扎特年（第5/5页）

一位重要的莫扎特学者在1931年萨尔茨堡缺席，引人瞩目，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他是否受邀尚不清楚。毫无疑问，他作为音乐评论家的身份有可能让他无法参加大会——如其日记所说，这使他不得不参加同一时期举办的拜鲁伊特音乐节。[37]不过，尽管爱因斯坦的缺席可以单纯用职业原因来解释，我们仍禁不住想他是不是被故意排除在外。当然，会务纪要里有一篇埃里希·申克（Erich Schenk）所作、题为《莫扎特研究的组织》（Organisation der Mozartforschung）的短文，从其中所含的证据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申克所撰简报的目的是概览当时主要莫扎特学者正在进行的课题，因此他的遗漏就值得注意：他没有提到爱因斯坦的任何重要贡献，特别是《唐·乔万尼》最近的新版本，或者更重要的一项，即他正在编撰学界急需的第三版克歇尔编目——这项工作从1929年起就人尽皆知了。

深入研究申克的职业和政治观点更能支持这些怀疑。他出生于1902年，是个雄心勃勃的音乐学家，先后求学于萨尔茨堡、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1928年，申克被聘为罗斯托克大学音乐讲师，同时满怀衣锦还乡奥地利的壮志。玛蒂亚斯·帕佩（Matthias Pape）在追踪申克的背景时注意到，他是萨尔茨堡受教育阶层的典型成员，有强烈的反犹态度，一直强烈支持大德意志人民党（Großdeutschen Volkspartei）这一在战后倡导德奥统一的政党。申克的政治和种族态度很可能帮助他在纳粹上台之后仍然保住罗斯托克的职位，但在德奥合并之后，他却回到奥地利，并于38岁升任维也纳大学音乐学教授。[38]

鉴于这些传记信息，申克在萨尔茨堡莫扎特大会上的举动就特别有意味了，因为他似乎在组织这次会议和编辑出版论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决心影响未来莫扎特研究的方向，因此感到，填补1927年雷尔曼·阿贝尔特去世留下的空白是至关重要的。阿贝尔特是非常活跃的莫扎特专家，不仅写了在“一战”后出版的一部两卷本莫扎特传记巨著，也启动了出版于1923年至1929年间的一系列莫扎特年鉴。[39]申克提出的一项积极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莫扎特中央研究院（Zentralinstitut für Mozartforschung），以监督和莫扎特有关的新项目，推广和莫扎特相关的专著出版，并恢复编写莫扎特年鉴。这一想法在大会上提出，最终获得广泛支持。申克将担任研究院秘书，和一组莫扎特学者共事，组成“内部委员会”，包括汉斯·恩格尔（Hans Engel）、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罗伯特·拉赫（Robert Lach）、阿尔弗雷德·奥雷尔（Alfred Orel）、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Bernhard Baumgartner）和路德维希·席德迈尔。[40]

由于奥地利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困境，莫扎特中央研究院在德奥合并之前未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不过，申克依然在决定内部委员会成员方面使出了聪明的策略，拉拢了不少有着相似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学者。其中特别重要的事件，是和波恩大学音乐教授路德维希·席德迈尔结成同盟。如我所示，席德迈尔的写作表现出对纳粹意识形态极端强烈的热情。[41]另外，除鲍姆加特纳外，加入内部委员会的其他大多数人在1938年后也留在了德国或被占领的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忠仆。几乎所有人都在1941年被拉上台，为在莫扎特年打造具有纳粹本质的莫扎特诠释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德意志帝国莫扎特音乐周年的纪念书中显示出1931年到1941年之间莫扎特活动的连贯性，就不是巧合。这本书前三篇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就是席德迈尔、申克和奥雷尔。[42]

萨尔茨堡国际大会结束几周后，约瑟夫·戈培尔参加了柏林国家歌剧院（Berlin Staatsoper）的一场《费加罗的婚礼》。戈培尔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演出，言论中穿插着对观众中有太多犹太人的习惯性抱怨。但他没有让这一点影响自己对演出的欣赏。“人们因莫扎特甜美而可爱的音乐而恢复了精神，”他写道，“只有莫扎特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没有任何问题或理论的纯粹的音乐。”[43]此时，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这位未来的宣传部长几乎无法想到，重新打造莫扎特的音乐以服务于纳粹政权，会成为一件多么复杂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