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七分政治”的具体实施（第7/12页）

从收揽民心出发，第五次“围剿”期间，蒋对土豪劣绅不无抑制之意，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基层控制力薄弱，乡村治理重心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士绅，蒋介石本人对乡绅和土地问题处理又首鼠两端，既不想失去士绅的支持，又想讨好民众，他在日记中说得很明白：“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145]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员对乡绅常常是投鼠忌器，涉及乡绅案件，“地方县政，往往迁延顾忌，久不处理，以致民众感受痛苦，来部指控者，纷至沓来”。[146]而在收复地区土地处理这样关乎利益取向的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也经常倾向乡绅，认为该事项“端赖地方士绅相助”，并制定《敦促各县士绅回县参加清乡善后工作办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劝导各地士绅从速回乡，共襄要政”。[147]对此，曾有人明确指出：“各县乡村受共产党‘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之宣传，民众对一般绅士，已无信仰，或且憎恶，现又加以劣绅回乡工作，益增人民仇恨，殊失政府招回公正士绅之德意，而公正士绅益将裹足不前，乡村政治更不堪闻问矣。”[148]由于乡绅本为强势一方，两头讨好的结果事实上仍然是对乡绅的纵容。

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军纪虽有改善，但违犯军纪、侵害百姓的事件仍时有发生。1933年8月，到江西调查的地政调查人员遇到民众诉说：“第六师士兵强行贱买谷米，只付一元要挪一石，欲阻不得，反被恶骂毒殴。”[149]12月，国民党军第十二师通令全师指出：“近日以来，纪律废弛，日甚一日，如各部采买，藉口纸币不能换散，强压购买，或以地方匪化心理，擅取民物，不给代价，更有兵到之地，翻箱倒箧，形同洗劫！以致民怨沸腾，军誉扫地。”[150]强买强卖仍是痼疾。军队拉夫也不能完全禁绝，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康泽报告，江西余江一带驻军“每于开拔时，无论民夫递步哨，不分皂白，一律拉用，甚至哨丁携带公文，中途相遇，均遭强迫拉去，并有凶殴情事”。[151]占用民房更是司空见惯：“士兵所驻之房屋，多半是人民住定之内室，责令空出一部分。其厅堂及厨房既归士兵占有，房东不得自由。彼去此来，继续无间，人民住宅几成兵站。至于借用日常需要器具，任意损坏或遗失，毫不负责，犹其余事。”[152]直到“围剿”末期，扰民现象始终不绝，陈诚在家书中写道：“各部军风纪亦不甚好，如第四、第八十八师到处杀牛杀鸡、挖蕃薯花生等等，人民被扰情形亦可想见。”[153]第十师攻占瑞金当天，就有官兵拒不听令，“违令下乡，而且短给物价”。[154]军队建设的种种问题，蒋介石历历在目，日记中有清楚展现：“上午由南昌来抚州，沿途见军队之污秽，与人民之痛苦，伤心自罪，不知所止。”[155]

至于政权建设，当时调查报告承认：“赣省年来提倡廉洁政治，绝少贪污，风气确已丕变，惟此亦不过限于县长而已，至于各区区长，仍多属贪污土劣之大集团。”[156]亲身指挥战事的陈诚也坦白指出：“此次集合数省兵力，大举围剿，并于地方党政设施，妥为规划，期以政治力量，摧毁赤匪根基。深谋远虑，纤细靡遗，匪患削平，指顾可待。惟查各县区地方，对于所颁法令，未能切实遵行，即以编查保甲团队，封锁匪区，及构筑碉堡机场公路诸端而论，或旷日废时，一无所就；或有名无实，粗具规模；便利剿匪之实效难期，徒苦人民之弊病已见。”[157]平心而论，政治的改变本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何况战争环境下各种机制均待健全，政治能够不拖军事后腿就已可算成功，出现种种问题实无足怪。只是，这一现实显然难符蒋介石的期望，所以他在1934年底曾感慨叹息：“从前我们讲剿匪要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事实上直到现在不过三分政治，仍旧七分军事！最多也只是军事政治各半！”[158]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不一定是实际效果的真实反映，更多体现的还是蒋对政治“剿共”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