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6/9页）

保持欧洲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持欧洲各邦的实力均衡，定期举行低烈度战争，在关键时刻把英国的资源投入弱势一方。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格雷勋爵遵循的正是英国外交最优秀的传统。爱好和平和贸易的自由党内阁几经犹豫和分裂才决心投入战争，在野的保守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大的战争意志。[27]

然而，英国虽然力图保留自己的传统，但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欧洲。经过普法战争以后四十年的酝酿和恶性竞争，总体战争的恶魔已经溢出胆瓶。从老辉格党最好的传统看，这种全民动员体制体现了绝对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可憎的特征，但它具有一个可悲的优势：它有效，有效到英国不再能因为海洋而感到安全的地步。不想被恶魔吞噬，你就必须自己变成恶魔。从远征军开往伊普尔那一天开始，英国背弃辉格式贵族自由主义、转向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即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学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军工建设。英国国会从不放弃最高权力，但仅仅在军备竞赛期间，皇家海军就由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英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大战将整个国家变成前线部队的后勤团体，贵族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身上败给了平民民主主义者劳合·乔治。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1922年以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通过这扇门户，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自由党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以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向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面包与竞技——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终结前最后一站，在此之后不再有罗马，不再有英格兰，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只有一种宗教——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