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8/20页）

詹姆斯针锋相对地写下《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强调国王们自古（从《旧约》时代到苏格兰和英格兰两王国的基本法）源远流长[121]。国王们在宪制中的地位相当于家庭的家长、身体的头颅，应当依法而治但并不为法所约束[122]。因此，压制王权只可能是历史意义上的不诚实和宪法意义上的破坏行为[123]。詹姆斯从来不想推行无国会统治，他认为国会是自古相传的混合宪制的一部分，是完善的君主制的必要从属部分[124]。但如果国家的权利和特权绝不是什么危险的创新，反而比国会的特权起源更加高贵、更加不肯履行配合君主施政的天职，他除了一再摆出君主的威严，似乎并没有别的办法。

1621年国会证明自己对自古相传的混合宪制另有一套解释，并不准备承认国王有最终解释权（中世纪和普通法传统认为国会才是最高法院[125]）。他们在爱德华·柯克爵士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宪法学大师。在英语各民族的司法传统中，柯克是基本法理论和司法审查权理论的创始人[126]，但他绝不认为自己是革新者；相反，他再三宣称自己阐释的是英格兰自古以来的自由。后来的《权利请愿书》和长期国会也是这种立场。他们的意思是，自己代表了王国的法统（LegalConstituted Authority），是保卫英格兰传统的保守派，而王室才是引进非英国（欧洲大陆）新事物[127]的危险革命者。光荣革命后，这一套学说逐渐成了英国宪制理论的正统，产生了布莱克斯通和戴雪的鸿篇巨制。

这种学说，有部分的真实性，因为国会、《大宪章》和普通法都是基督教世界共有的封建自由，近二百年来在欧洲大陆已经或正在被新兴的绝对君主制消灭；也有托古改制的政治动机，因为他们为国会要求的权力（不是权利）如此之大，早已超出封建时代的成例，尽管国会机构无疑是古已有之的[128]。而普通法的案例大多数发生在工商业者身上，他们亲睐普通法维护绝对私有财产权的立场，尽管普通法产生时的本意主要是维护土地和住宅的产权。从普通法通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路径，是柯克以前的普通法家想象不到的。

1621年国会的第一号议程就是攻击垄断权[129]，这给爱德华·柯克爵士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把普通法、经济自由主义和《大宪章》的基本法地位巧妙地融为一体，事实上完成了一场宪法学上的革命，永远排除了詹姆斯国王的“自由君主制”（Free Monarchies）宪制理论。他对王国宪法的解释可以概括为：法院享有“进行严格解释的权力……这一权力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使制定法与根本性法律保持基本一致[130]……一个人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是荒谬的，一个人不能同时充当任何当事人的法官和检察官[131]。”

根本性法律自然就是《大宪章》，它是“本王国一切根本性法律之源……对英格兰之根本性法律的主要基础之最为重要的宣示，其余的法律乃是辅助性的，填补普通法的种种漏洞[132]”。《大宪章》二十一条正好可以将当前的财政问题升级为宪制问题，彻底堵死王室任意需索的路径。它扩展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保障所有刑事审判的正当程序——由大陪审团定罪而非根据控告定罪的权利、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对控告者答辩的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令状的权利，禁止国王授予垄断权[133]。

1621年国会在爱德华·柯克爵士领导下，还对国王做了另一次侧面打击，弹劾国王最能干的臣仆和大陆法最有才华的鼓吹者弗朗西斯·培根。罪名（收取陋规）是确实的，弹劾动机却是政治性的。因为根据当时观念，官爵可以买卖或赏赐，和买卖垄断权意义相同，本来就是为了索取规费。这些往往被视为私有财产的一种，法国的最高法院甚至有过保护买官者权益的判例。直到大革命前夜拉瓦锡在法国买官，一战前夜萧伯纳的父亲在英国买官，都未受到当时社会的歧视。弗朗西斯·培根的行为虽然不是道德模范，但以当时官场习惯衡量，并不特别恶劣。国会在众多收取陋规者当中专门打击他，主要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也就是说，他偏爱绝对君主制－罗马法的政治－学术倾向使他成为国会党－普通法一派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