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8/20页）

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被设想为永恒的，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213]。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方发生冲突时，以战争、决斗、司法来裁决，三者的区别往往只在规模大小上，司法往往就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决斗形式。司法不是凌驾于冲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于冲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冲突各方常常有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余地。不同司法体系常常会为了吸引顾客—当事人而优化法律和程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法律和程序会积累为成例，这是习惯法的自发进化史。

战争、决斗或诉讼经常在领主及其封臣之间发生，任何司法体系的裁决都没有必然执行的强制力，往往以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战争、决斗或诉讼为结局。因此战争、决斗和诉讼同样是封建西欧的自然状态，和平反而是特例，而普遍和平通常是绝对主义国家消灭封建残余后赐予臣民的礼物。因此法学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声势通常仅次于教士与贵族。

当封建体系没有预料到的新事务出现，且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传统范围，超过封建体系能够负担的程度时，各阶级选出代表集会讨论如何分担费用，这就成为国会或等级会议。公共事务就是这样起源的，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就是筹款。

当王室强大到能够不经各阶级协商同意就武断地确定税负时，绝对主义（Absolutism）——而不是带有东方色彩和贬义的专制主义（Depotism），更不是后来带有群众运动色彩的独裁政体（Autocracy或Monocracy）——诞生了。

当政府征税和用税必须经纳税者（可以是纳税各阶级或法人团体，不一定是纳税人）同意和管理时，自由或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诞生了。

近代前夜的英格兰是基督教欧洲承受罗马法革新最少、封建遗俗最多、各阶级的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保存得最完整的王国。在这个社会中，王室和贵族各有自己的特权；布尔乔亚有自己的城市宪章（Charter）；劳工通过自己的行会（Guild）在市镇议会（Town Council）中占有席位；小农（Copyholder）的土地权利载于官册（Copy），受普通法的保护；而普通法除了上帝的意志和祖先的习俗不知有他。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会（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它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举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立宪自由既是在封建自由留下的废墟上生长起来的，又是在封建自由的打下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

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不平等的社会并不都是能够产生自由的阶级社会。在东方专制主义（Depotism）社会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Property）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富贵或（不幸者）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