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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对国会选举的操纵得心应手，亨利八世的专制主义乐于给予忠仆议院更多优惠，不下于往日更为独立的国会以自身力量争取到的权利。1512年王室主动授予国会言论自由权，1543年议长才请求将此项恩典纳入定例，此后就永远成为国会的权利。1543年普利茅斯选区议员与伦敦市的诉讼（费拉斯案[84]）中，国王袒护下院，宣称即使国会的僮仆也在国会特权的保护之下。从社会阶级的视角看，这种联盟与法兰西王－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联盟极为相似，却是以尊重古老程序、只改变议员阶级成分而不是破坏历史传统、中断国会（三级会议）的方式实现的[85]。

实质相近而形式相异的起点引向实质与程序皆分道扬镳的结局，或许那些主张掌握实质就可以轻视形式的历代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太信任人类的理性、太低估无形无文不可表述的历史隐力量了。

九、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政党的黎明

亨利八世及时的驾崩结束了王权上升通道，（不经国会即成立的）王命法与（无须证人的）大逆罪随风而逝。爱德华、简·格雷与血腥玛丽的政府都不过是脆弱的宫廷派系联盟，政令反复无常，不足以维持威信。王室一呼议员百诺的盛况不再。尤其是血腥玛丽与西班牙的联姻带来天主教复辟的危险，也使瓜分教产的受益人体会到切身的痛苦。“与其得到正教而丧失（教产）土地，不如信奉邪教而保留土地”，这就是下院对“血腥玛丽”的答复。国会与君主属于敌对的教派和党派，是绝对君主制毁灭、立宪君主制复古维新的直接原因。玛丽就是詹姆斯二世的预演，她的早逝或许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内战。

宗教争议把锐气注入一度气息奄奄的国会，新教承担了民族主义与社会激进主义的双重使命，使“反对党”“两党竞选”的概念登上前台。爱德华六世的政府采用与先王相同的方法（重划选区、圈定傀儡议员）扶持王党，但取得的成效大不如前。1553年大选在幼主明发上谕于各郡各市长吏、指定候选人、以特惠收买伦敦市、以王室代理人直接助选的片面造势中展开。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选民公决。耗尽威望的王党面对不可信任的国会、垂危的君主、天主教与清教激进派的叛乱这三重噩梦，根本无力坚持国教中庸主义。

死亡及时解脱了爱德华王及其辅政大臣，天主教党人玛丽迅速清洗了简·格雷及其微弱的“延续宗教改革温和派”政府，解散了煞费苦心才组成的新国会，公开宣布以武力执行“全有或全无”的天主教强硬派路线。1554年大选是在官方恐怖和迫害的血腥气氛中举行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实的反对党多数。中庸不能立足，王室与国会相互为敌，王党依靠西班牙津贴与非法的勒索勉强维持，一再破坏议员特权以清除激烈分子，却终归无法强迫国会取消伊丽莎白公主的继承权[86]。事实上，立场与希望蒙蔽了玛丽的眼睛，使她看不清这些失败正是她最大的恩人，她本人及其重臣的人身安全都系于新教继承人的存亡，唯有合法继承才有希望自动结束恐怖统治，防止内战或政变。倘若玛丽有嗣或伊丽莎白早亡，日后降临在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朝代的剧变就要提前上演了。

伊丽莎白的朝代是亨利八世的回光返照，此朝一面以宗教改革温和派的中庸立场调和四分五裂、积怨日深的国民，一面重申绝对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国会是王朝的辅弼而绝不是君主的同列。从礼仪方面看，她达到了目的，主要因为国会多数派是她的友党而非反对党。但在实质方面，亨利八世是（取代兰开斯特王朝封建国会的）绅商国会的恩主、保护人和教师；伊丽莎白却是依靠国会的保护才得以维持生命与王冠的。她的强大主要建立在国会对前朝恐怖统治的畏惧之上，这种警戒心理巩固了伊丽莎白个人的地位，却削弱了王朝的地位，使得国会不可能不自卫性地干涉政务乃至干涉伊丽莎白最不容人插手的婚姻、继承问题。伊丽莎白朝的财政基础也是远为脆弱的，圈地时代的公共资产瓜分已经养大了宫廷恩幸的胃口，封建千年的积累在一代内就挥霍殆尽了。在牺牲了教会与劳苦阶级的资源后，将圈地逻辑延伸为下一步——牺牲绅商市民、瓜分商务垄断权——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然而这种操作终将把布尔乔亚由王朝感恩戴德的盟友变成死敌，一贯比伊丽莎白本人更忠于伊丽莎白的国会竟然为了“钦赐专卖权”而喊出“面包不在内吗？”的反调。伊丽莎白以其灵活身段撤回成命，买到了议员感激不已的忠心[87]。不过一如既往，受益的是她个人的统治，损害的是王室的权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