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时代的异乡人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人的问题（第3/3页）

“托克维尔问题”产生于托克维尔对未来的恐惧：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为“奴役的平等”。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奴役的平等”，实现“自由的平等”，那么他们无法在托克维尔这里找到答案。在托克维尔看来，既然欧洲人参考美国经验预防“奴役的平等”的希望极大，那他为什么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样先落水再爬上来”呢？

有些读者以为托克维尔的著作能提供避免大革命的妙计，这完全是郢书燕说的产物。春秋时期和封建欧洲还有一些形态上的类似。秦政以后，任何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形势都不能跟欧洲封建制或绝对君主制相比。而且，即使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共同之处，中国的历史时间表也是在革命后而非革命前。任何人都清楚低血压和高血压皆可以造成晕眩，但万万不能用同一种药。如果对中国社会的诊断错误，开出的药方就肯定错误。错误判断中国社会形势，推行不对症的西方理论，已经多次给中国带来灾难。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论倒可以适用这种忽视历史背景的轻佻评论家。

在后革命时期，法国人应不应该摆脱“世界霸主平等的奴役”？如果应该，怎样才能摆脱平等的奴役？托克维尔没有提供答案，甚至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个问题通常跟伊波利特·泰纳（H.A.Taine）《现代法国的起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想要“以史为鉴”的人其实也不关心“泰纳问题”。他们的真实想法类似迎娶奥地利公主的拿破仑：如果既不能走正统派的老路又不能走共和派的新路，那么拿破仑的事实政权应该怎么办？然而，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问题是宪制问题的一部分。托克维尔的切入点是身份平等与社会演变，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困难。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读者不应该对此过度阐释，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当成托克维尔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