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第3/3页）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作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苏联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被统战再被消灭的命运。在巴林顿·摩尔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他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巴林顿·摩尔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他这样的人物。

西方左派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左派的重镇）产生这样的著作，实在无足为怪，而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的《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伟大传统继续颠扑不破，同样的剧本就会继续上演，每一次都能唤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