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第2/6页）

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却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节制、有保留的评述。世界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显示的那样。奴隶也相对减少，因为1815年正式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殖民地实际存在的奴隶制度已于1834年废止；已获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被禁止。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除一些非英国人统治的地区外，现在都成为法律上的自由农业区之时，奴隶的数量却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这两大残存据点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受到工商业快速进步的刺激，任何有关货物和人力的限制都会遭到工商业的反对，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隶贸易更为有利可图。1795年，在美国南部一个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大概叫价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涨至1 800美元；[3] 而美国的奴隶数量则从1790年的70万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万人，以及1850年的320万人。他们仍然来自非洲，但是在拥有奴隶的地区，亦即在美国边境州里，奴隶出售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被卖往迅速扩展的棉花种植区。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尽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卢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尽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 000万到1 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3] 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在俄国的情况更糟，1826—1834年间曾爆发了148次农奴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次。[5]

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英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6] ，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 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4] 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5] 是，年收入5 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 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 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雇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