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第7/11页）

维也纳修润最后通牒至定稿，又过了一个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贝希托尔德终于把最后通牒定本带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别墅，给正在该处避暑的弗朗茨·约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岁且绝不是英明统帅的皇帝，过目且批准。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勿再反对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然后列出十项羞辱人的要求：要贝尔格莱德审查其报纸报道“以移除反奥文章”，移除学校教育中反奥的教材，撤掉反奥的官员和军官，逮捕可疑的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停止运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解散民族自卫社之类的秘密会社，以及最贬损国格的，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境内）主导调查“颠覆运动”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阴谋”，等等。[46]

若是早个一个月，行刺事件刚发生后，提出这份最后通牒，大概会受到国际支持，但这时，暗杀事件已过了数个星期，这一外交手段拖了这么久才出炉，奥地利已失去了其在这场危机之初的优势。义愤已消。行刺事件已过了一个月，在这同时，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已从萨拉热窝运到海岸，搬上一艘无畏级战舰运到的里雅斯特，然后上火车运到维也纳举行葬礼，再转运到位于上奥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并在那里长眠已将近三个星期。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驻军司令官阿佩尔将军满腔悲愤：“我们已失去两名为奥地利的荣耀丧命的烈士；我们是受辱的帝国；我们的武力随时可将他们打垮，但至今连个动员令都没有！我们希望动员令尽快下达。”[47]更糟的是，德国人将奥地利要发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轻率地透露给意大利人，从而已使整个行动曝光。在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时，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清楚地表示，他和俄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还说奥匈帝国欲使这场战争限于局部的企图不会得逞：庞加莱严正表示，塞尔维亚“有朋友”。[48]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乌拉基米尔·吉斯尔（Wladimir Giesl）将最后通牒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奥地利报纸同时刊出通牒内容，而由其内容可清楚看出，发通牒者不希望塞尔维亚人接受，也不认为塞尔维亚人会接受。塞尔维亚人有四十八小时考虑，而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答复时，令人跌破眼镜的是，竟同意奥地利的几乎所有要求，只是不接受让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境内调查这一项，并提出转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作为其替代方案。[49]塞尔维亚人欲争取国际支持，因此努力营造讲理的形象；但奥地利在德国人和受损尊严的催促下，显得蛮不讲理。吉斯尔看了塞尔维亚人的解释，认为无法接受，于是断绝外交关系，离开塞尔维亚，搭渡船越过多瑙河，来到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塞尔维亚语称泽蒙/Zemun）镇。这就是战争信号。

但奥地利政策（最后通牒）与行动计划（动员）的落差之大，令人震惊。不久后将接掌一集团军的奥芬贝格将军，仍在上奥地利度假。有个亲人突然骑着脚踏车出现，手里挥着报纸大喊“引信已经点燃；是最后通牒！”时，他正和姊妹共进午餐。后来，奥芬贝格忆起他当时的惊讶：“自萨拉热窝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已过了四个星期，我因此以为这场危机也会是虚惊一场。”[50]哈布斯堡将领的作战准备极为不足，但仍振奋于终于有机会打一仗。驻因斯布鲁克的奥地利第十四军军长维克托·丹克尔（Viktor Dankl）收到这消息时，向其司令部幕僚大喊道，“谢天谢地，要打仗了！”他把驻地乐师叫来，要他们办场音乐会庆祝。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看到在奥地利首都有“大批民众游行直到凌晨”，还有在俄国大使馆前带敌意的示威。邦森表达了他对维也纳战争狂热的惊愕：“民众明显认为这会是一场与塞尔维亚人交手的战争……对萨拉热窝所发生之罪行的迅速报仇……似乎少有人想到一个大国强行介入巴尔干半岛，必然会招来其他大国插手。”[51]

大国间的冲突，正是康拉德照理该防微杜渐却未防微杜渐的不测事件。康拉德理应利用暗杀事件后那一个月时间，做好迅速进攻的准备，以在其他大国还未能插手时把塞尔维亚打得无力还手，而非在阿尔卑斯山与情妇度假。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所拟的诸多作战计划，奥地利人都强调必须迅速动员、迅速部署、迅速击败塞尔维亚人，因为战事一旦拉长，俄罗斯八九不离十会介入，而必须强行渡河（渡过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或三条河全部）才能入境塞尔维亚，意味着战事只会旷日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