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个美第奇（第3/5页）

科西莫用无限的热忱来规劝别人改信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的主教把三个顽皮捣蛋的哥萨克（Cossack）男孩儿领到他的面前，科西莫会连续几个小时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基督教教义。科西莫还会为改信天主教的外国新教徒提供丰厚的年金。另外，科西莫把同样的执着投入到处理佛罗伦萨现存的他认为会引发人们淫秽想法的艺术作品上。本来展示于大教堂内的巴乔·班迪内利的亚当与夏娃大理石雕塑就被科西莫搬走了；又因为有教士对他说乌菲齐里展示的裸体雕塑都太淫秽，科西莫就打算把它们全都藏到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去。科西莫自己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每天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饭菜，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进餐。他除了白水什么都不喝，每天早睡早起，甚至不点火炉。他曾经的缺点大部分都随着年岁的增长改掉了，只是固执和偏见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得不到人们的爱戴。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谨慎和尊重，再没有暴徒集结在他的窗口下嚷嚷着乞求食物或是用石灰在宫墙上涂写侮辱性的标语。可是当科西莫偶尔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离开宫殿，在举着长戟的瑞士保镖的护卫和仆从的前呼后拥下缓缓走在街上时，人们虽会行礼，但绝不会欢呼。直到1723年10月31日他去世，也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悲伤。

佛罗伦萨有其他更值得悲伤的理由。这个城市此时已经变得愁云遍布、贫穷破败。游客们反映说城里见到最多的是乞丐、流浪汉和修道士。他们成群结队、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游走，两边的建筑也陈旧晦暗，窗户上糊的油纸也都是撕坏的。上一代人哀叹这个城市竟沦落到如此的境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写道：“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这里的人口还不足五万……一个人要是在托斯卡纳转转就会发现人口下降得多么严重，这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之后的游客也都是类似的失望感受，他们中有人这么说：

这个国家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城里大片的空地无人利用，已有的房子也都破败失修、不适宜居住，所以人口并不多；而现有人口也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神职人员……我曾经在一次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超过四千名修士和教士。

科西莫向佛罗伦萨人征的税已经够重了，甚至他在将死之时还批准再加征一项新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佛罗伦萨的财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样捉襟见肘的还有城市中的贵族们，回想他们前辈的富足和好客，而现在被邀请去打打牌或者开个茶话会（conversazione）就算最令人兴奋的活动了，主人能拿来待客的无非就是柠檬水、咖啡和茶，偶尔能有点冰淇淋。贵族们现在吃的也是从附近小饭馆里买来的普通饭菜，而且他们连饭钱都快凑不出来了，更别说供养那些怀揣着对美好年景的遐想而在门口游荡的仆人们了。

52岁的吉安·加斯托内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人们就更不指望能有什么起色了，根本没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懒散、酗酒和放荡淫乱。一开始他还挺像回事，展现出了对人民福利的真诚关切，并且鄙视大多数亲戚奢侈炫耀的行为。他把税赋降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并且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他终止了公开处决犯人的习俗，并且给城市里的乞丐们设立了像样的济贫院；他把政府从科西莫三世时期被教会严格控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他还恢复了科学家和学者们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他也取消了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可是，不久之后，他懒散的本质重新占据了上风，大部分时间里，他甚至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床，任由圆滑狡诈的朱利亚诺·达米替他将不想见的客人拦在门外，其实就是打发那些工匠和古董商们，他们指望着把其他有鉴赏力的收藏家根本不会要的作品推销给懒散随意的大公。

朱利亚诺·达米还会为吉安·加斯托内招募一批乱七八糟的年轻男女来供他消遣，其中还是以粗鲁吵闹的年轻男孩儿居多，这些人被统称为“鲁斯潘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