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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间的战友老是觉得他很可笑。他穿军服显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经变得结实，胸膛宽阔，胳膊很细，个子却不高，看起来是被跳伞物品、大圆钢盔和皮靴压弯了腰。他的敬礼太迅速了，没等长官还礼就放下了。他是军人精神的嘲笑对象。他们笑话他，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军队的精神病医生那里，被诊断为是一个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区图书馆干了一年半的办公机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辞职了，成了美国纳粹党的积极分子，接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的指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商会找到了一个简易影印机操作工的工作，一个月挣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动却集中在罗克韦尔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营房里，他生活在那里并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犹主义者。在那里他画了毒气室的图片，希望以此娱乐他的战友。他还展示了一小条绿香皂，贴上的标签写道：“用最好的犹太人脂肪制造。”伯罗斯积极参与了纳粹分子的公开示威，有一次竟包围了他所工作的商会大楼。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因在华盛顿的犹太兄弟会大楼的电梯里散发纳粹标志而被逮捕，罚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场合因使用诬蔑的语言和在街头骚乱中殴打旁观者而被判有罪。

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

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罗森塔尔收到他的朋友关于伯罗斯背景的来信。10月29日，也就是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访问伯罗斯的公寓一周后，菲利普斯决定回去再试试。他把他的闹钟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铁从上百老汇经布鲁克林到皇后区，心想在任何人都没有起床之前来到伯罗斯的公寓外面。他计划站在门外，如果必要的话，站一整天，希望能见到伯罗斯。

谁知地铁运行得出奇地慢。当菲利普斯最终到达，从站台的长长的台阶上走下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正当菲利普斯转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时，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丹尼尔·伯罗斯走进了一个理发店。如此之巧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两秒钟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错过伯罗斯，就会走过理发店到伯罗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半夜都不敢保证伯罗斯会回来。菲利普斯以前从未见过丹尼尔·伯罗斯，但他从照片上见过他。这个人就是伯罗斯，不需要任何怀疑。

当伯罗斯从理发店出来后，他的头发剪短到了军队所要求的长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绍了自己。伯罗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条子和电报上的菲利普斯这个名字。

“我想和你谈谈。”菲利普斯说。

“好吧。”伯罗斯说。

伯罗斯看起来没有恶意。他很有教养，几乎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解释说，他不允许进行正式的采访，但愿意坐下来几分钟，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实。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便餐馆，这个餐馆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小卡座上，面对着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罗斯要了一听可乐。一个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们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细地看伯罗斯的脸，因为伯罗斯似乎感到很为难，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尔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转向别处了。伯罗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