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2/12页）

当然，如果编辑是对可读性的真正的压制者，像艾伦·德鲁里这样的记者就总要同文字编辑进行更艰难的斗争了。的确，《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不断地同编辑们斗争，对每一处改动提出挑战，但在华盛顿不像在纽约那样容易做到。纽约的一个在新闻编辑部里夜间工作的记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报道的长条校样，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编辑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闻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同他争论，可能会说服这个文字编辑在第二版时恢复他的原话。但华盛顿的记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报纸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为时已晚，而且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这样就不得不通过赖斯顿。赖斯顿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传达给德赖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后再通过丹尼尔或伯恩斯坦透露给国内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任助理、国内文字编辑组组长，最后才到文字编辑那里。除非编辑歪曲了事实或报道的意思，否则斥责文字编辑胡乱摆弄记者的散文风格，是不明智的。毕竟《纽约时报》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编辑对抗会扰乱他们的信心和干劲，会最终导致他们放任自流或者害怕进行修改，这最终又会使得不认真的或没有品位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文字编辑是纪律的实施者，是奥克斯的信徒。他们捍卫着传统，他们不应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从文字编辑对什么是“明快”的定义，记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去读它算了，有些记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断地同编辑组斗争，有些记者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能做艾伦·德鲁里做的事情，给《纽约时报》它想要的东西，保留精力和才能为外面写作。

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报》上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见解。在《建议与采纳》完稿送出版社后不久，它被《读者文摘》摘录，后来又是每月书讯俱乐部选择的书。阿瑟·克罗克、拉萨尔·巴克尔和华盛顿《夜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为这本书写了赞赏性的推荐，德鲁里在城里到处都得到祝贺和议论——但赖斯顿却不置一词。德鲁里知道赖斯顿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读那些对他作为一个记者有用的非虚构著作。“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记者的时代”，是赖斯顿通常对小说的评价。然而赖斯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德鲁里不相信赖斯顿没有听说过《建议与采纳》。最终，德鲁里无法忍受下去了，终于要求得到赖斯顿的承认。一天他来找赖斯顿的秘书，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唯独斯科蒂·赖斯顿不知道。

第二天，赖斯顿经过德鲁里的桌旁，说了两句简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话，向德鲁里表示了祝贺。他说，他没有想到德鲁里一直在进行这个计划。德鲁里提醒他，自己两年前就提到过这件事，当时他已经开始严肃地写作。赖斯顿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就是你的意思。”并且说他认为整个事情都挺好，然后笑了起来。赖斯顿说完后，以那种无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气走了。

德鲁里注视着他，想起了自己当时对赖斯顿的印象，几年后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卓越的记者和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故意冷酷，但却是有强烈竞争心的人，即使在他无可争议地身居高位时。德鲁里承认，他为人很善良，但通常却像是大领主。赖斯顿的自我和竞争精神很强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来自一个下级的竞争，特别是当这个下级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时。

德鲁里的《建议与采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此后不久，1959年，德鲁里退出了《纽约时报》。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为社里的内刊《时报闲谈》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编辑和高层管理者却仍然不为所动。他写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并且说，“我在编辑部门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陈旧的、可爱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职业刺客。”他说，他的书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他受到了全国新闻俱乐部里的记者同行发出的讲演邀请，他到场时，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后来，女记者俱乐部在斯塔特勒宾馆的年度大会之夜，正当德鲁里站在那里跟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夫妇说话时，赖斯顿和他的妻子萨莉过来了，尤德尔喊了起来：“你的人在这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