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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丹尼尔宁愿致力于《纽约时报》最近的几个更好的变化——多报道文化新闻，凝练讣告，鼓励“硬新闻”报道的品位和情调，而以前这些报道都是按纯粹常规的方式来做的——但他却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评者说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们特别反对女性版主编夏洛特·柯蒂斯发表的长文章。柯蒂斯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瓦萨学院女毕业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人奔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目标时，从棕榈滩到纽约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动。尽管柯蒂斯小姐对此主题不怎么得心应手，其中许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风趣，但对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顿喜欢。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员很少加工整理她的报道，她对她的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错误的话，那将最有可能被丹尼尔，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几年前，在一篇关于拉齐维尔公主[注：拉齐维尔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国名媛、室内装饰师、演员，波兰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尔布雷克特·拉齐维尔（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的报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绰号“Stash”（胡须），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备忘录，指出尽管这个绰号发Stash的音，但应拼写为Stas。由于此前已和拉齐维尔王子的大姨子杰奎琳·肯尼迪的秘书帕梅拉·特努勒[注：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检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给丹尼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是他错了——它应拼写为Stash。

“有什么根据？”他问道。

“白宫。”她很快回答说。

“是吗，在我认识他时，”丹尼尔说，“它就拼写为S-t-a-s。”

丹尼尔挂了电话。她想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丹尼尔追踪这位王子到欧洲，几个月后，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尔的另一个备忘录，指出它应拼写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评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尔通常会很快维护她。她的一篇报道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受到质疑后，他在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就是这样做的。伯恩斯坦读了柯蒂斯的一段话——“麦克唐奈们像肯尼迪们一样。他们是富有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不少这样的人”——很生气，将这段话重印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并告诫工作人员：“要省略种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称，除非它们与新闻有某种关联或者是传记集合体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讣告中或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中。也许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但你写‘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会怎么样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注：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尔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集中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在丹尼尔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从记者行列里被提拔起来，成了一个编辑，1964年成了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的一个职责是每天早晨读《纽约时报》，然后为丹尼尔写一个关于这期报纸的优点和弱点的备忘录，不仅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而且还评论报纸的一般特点，它的结构、标题、图片和文风。索尔兹伯里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专利，使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部里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纽约时报》的看门狗，现在却感觉自己也被监视了。一天晚上，当索尔兹伯里主动去牛栏观察了伯恩斯坦和两个下属编辑设计版面时，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当天夜里他给丹尼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是他亲自写的，秘书已经走了。在备忘录中他强调索尔兹伯里没有权力观察牛栏编辑制作分配给所有高级编辑的头版样张，他还说他会把索尔兹伯里的重新出现解释为丹尼尔发出的一张“不信任票”。接着伯恩斯坦描述了索尔兹伯里的样子，他在日常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是一个间谍，我们（牛栏编辑）都是受监视的人。”第二天丹尼尔的答复消除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丹尼尔说：你显然是对索尔兹伯里有点儿误解了，如果这引起了不愉快或愤恨，他感到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