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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注：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国作家、诗人，以短诗《树》闻名。]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一样，奥凯斯并不欣赏批评。如果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上出现了对《纽约时报》不迎合的评论，特别是针对它的社论的，奥凯斯会很快发出一封答复信。他的信经常是极力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可信的，揪住这种批评中出现的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不放，即使这些错误对文章更大的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或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说奥凯斯比其他编辑更谨小慎微，而是说对他的心脏部位哪怕最轻微的攻击，他都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他是非常容易生气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为与他的出生相伴随的悲剧，因为父亲强烈的多愁善感，因为他的改名，而变得同样复杂起来。他改名是为了正式澄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如何到那里。奥凯斯接受一切挑战，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和他自己过不去。

1936年从牛津回家后不久，他在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罗斯福的圆形小徽章到特伦顿一家报纸求职。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主编告诫他，除非他把这枚圆形小徽章摘掉，才能到办公室工作。奥凯斯被这个要求所冒犯了，认为这多少是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侮辱。他又等了几天，直到罗斯福再次当选后，他才摘下这枚圆形小徽章到《州公报和特伦顿时报》（State Gazette and Trenton Times）报到。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再后来是在《纽约时报》，奥凯斯似乎拿不准在自己的文章上如何署名，结果他的笔名在几年内多变，从约翰·奥凯斯到约翰·B.奥凯斯、J.B.奥凯斯，再到约翰·伯特伦·奥凯斯——在他为《纽约时报》写的一些观察文章上署名是“约翰·伯特伦”。在他掌管《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并开始发表汤姆·威克的文章后，奥凯斯开始认为这种署名太不正规了。一天他给威克写信问问是不是用托马斯·威克或托马斯·G.威克署名更合适，威克说，他喜欢用他原来的名字。

尽管约翰·奥凯斯声称很高兴他父亲改了名，减轻了他家庭分支中具有某种不必要的奥克斯的分量，但他却对他父亲的默默无闻和不被家族一些成员所看重而失望。在与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及其他近亲合作写的一本关于阿道夫·奥克斯的传记中，他的父亲乔治被称为一个“持枪的浪荡子”。阿道夫本人对他弟弟的整个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但在乔治的性格中明显可感觉到他与制度的不和谐，所以他总是让乔治安全地远离权力的中心舞台。当奥克斯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在纽约而不是南方时，他任命乔治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他一直非常满意，直到乔治决定竞选市长。阿道夫不能泄他的气，既不帮助他，也不鼓励他。在乔治结束政治生活后，阿道夫为他在巴黎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1900年《纽约时报》在巴黎展览会的展览，这一任务包括每日出版一份《纽约时报》巴黎版。乔治接受了这一挑战，既在工作上也在生活上和国际组记者围着巴黎城奔波，提高了《纽约时报》的声誉。展览会结束后，乔治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