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第4/8页）

我父亲完全信任人自身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读书识字，如果人们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自由地了解各种观点，如果通过投票人们可以指定一个立法机关来执行他们所接受的观点，那么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愿望。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印刷术从来没有让理性如此彻底地出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不难证明，18 和 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

让我们用宗教话语为例来加以论证。18 世纪的宗教信徒们深受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新的世界让人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意味着，除了理性，没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为不信教者指点迷津。“在这里自然神论大有用武之地，”埃兹拉·斯蒂尔斯 1783 年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这样说，“无神论者无须抱怨受到任何武器的威胁，他们面对的只有温和而有力的论点和事实。”

且不说这些无神论者，我们知道自然神论者确实是生逢其时了。美国的前四任总统可能都是自然神论者。杰弗逊当然是不信耶稣的，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写过不同版本的四本福音书，其中绝口不提那些“奇妙”的故事，只保留了耶稣教义的伦理内容。相传杰弗逊当选总统后，年老的妇女含泪藏起了她们的《圣经》。如此说来，如果托马斯·潘恩当选总统或成为政府什么其他高官，这些妇人要作如何反应就很难想像了。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利和利益而建立的。”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课本对此仍态度暧昧)。埃兹拉·斯蒂尔斯没有说过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是受人爱戴的：只有让理性作为陪审团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开放的法庭上拥有发言权。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燃起的热情，自然神论者的斗争成了一次全民的运动。他们攻击教堂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批评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敌人。当然，教堂奋起反击，在自然神论者失去吸引力之后，他们开始内部争斗。到十八世纪中期，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和威廉姆·坦南特在长老会教友中领导了一次宗教奋兴运动。在他们之后有三个伟大人物参与了美国的“大觉醒运动”，他们是乔纳森·爱德华兹[7]、约翰·怀特菲尔德和后来 19 世纪的查尔斯·芬尼。

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传教者，他们的影响达到了理性无法控制的意识领域。据说，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 1839 年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 世纪和 19 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比利·格雷厄姆或其他电视上的福音奋兴派人士当作当今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或查尔斯·芬尼，那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他潜心学术，常常每天在书房里呆上很长时间。他从不即兴向听众发言，他总是朗读他的布道词，他对神学教义的论述观点明确、逻辑严密。听众可能会被爱德华兹的语言感动，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理解其意义。爱德华兹的名声源自他 1737 年出版的《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他后来于 1746 年出版的《信仰的激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