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6/15页）

永久性的失业，并不只是由于工业大量转移，从旧工业国家及地区转向新生地带，将旧工业中心变成“生锈带”（rust-belts）而已——有时甚至仿佛彻底蜕皮一般，将原有的工业遗迹从都市景观中连根拔去——事实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本身的兴旺现象更可观。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内部就有7个这类国家，[8] 囊括了全球24%的钢铁消耗量，以及15%的产量（钢铁的产用量依然不失为工业化的极佳指数）。更有甚者，在经济潮流穿越国界，自由来去各国之间的世界里（劳工移民的流动却属例外，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劳动密集的工业自然只有向外发展，从高工资国家移向低工资地区，即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富国如美国，走向周边的穷国。若能以得克萨斯州工资十分之一的工钱，在对岸墨西哥的华雷斯市（Juárez）雇得人手，即使程度较差，也比留在河这一边的埃尔帕索（EI Paso）合算。

甚至在尚未工业化或刚起步的国家里，机械化的规律也成了最高原则。于是原本最为廉价的人工，由于迟早被机器取代，反而变成一项最昂贵的成本。这些国家，同样也难逃世界性自由贸易竞争规律的控制。以巴西为例，当地工人比起底特律或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虽低廉，可是圣保罗的汽车工业，却同样步上密歇根和下萨克森（Lower Saxony）的后尘，面对机械化之后劳动力过剩的难题（至少在1992年，作者即听当地工会领袖如此说）。就实际目的而言，机器的效率及生产力，可以经常地，甚至不断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却可以同时大幅度下降。可是人类则不然，将航空交通的万里高速，与短跑选手的百米纪录两相比较，即可一见端倪。总而言之，无论在任何一段长度的时间里，人工成本都不能减低到该社会所认可——或以任何标准衡量——足以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准以下。人体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效率化生产而设计。科技越进步，人工成本与机械相比就越为昂贵。

这场危机20年的历史悲剧，即在于生产线上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这个过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竞争，在政府（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是最大的单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财政负担等因素作用之下越发加速。更严重的是，1980年后，更被当时那一批仍占上风的自由市场神学不断施压，要求将工作机会，移转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企业经营形式；其中尤以将就业市场转往私营公司一事，造成的影响最大。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集团，除了自己的金钱利益，当然天生就对其他一律不感兴趣。大势所趋之下，意味着政府及其他公营事业单位，不再扮演着一度被称为“最后可以投靠的雇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业工会的力量，在经济不景气中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敌视之下，也日渐衰落，越发促成人工淘汰趋势的演变，因为会员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会最宝贵的任务之一。总之，世界经济在不断地扩张，可是扩张之中，原本可以为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特定条件的男女自动制造工作的机制，此时的运转却显然失灵了。

换句话说，当年农业革命来到，一向在人类历史记载上占有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成为多余的一群。在过去，这些不再为土地所需要的数百万劳动力，只要愿意工作，只要他们做惯农活的身手（如挖土筑墙）可以重新适应，只要有能力学习新技能，随时都可以被他处求人工若渴的职业所吸收。可是，当这些职业也不再被需要时，他们将何去何从？即使其中的某些人，可以经过再训练，转行至信息时代不断扩张的高层次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越来越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其数量却不足以吸收由旧生产线上淘汰下来的人潮（Technology，1986，pp.7—9，335）。就这个层面而言，那些仍在继续涌出乡间的第三世界农村人口，真不知下场将是如何？

至于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度失业者，如今都有福利制度可以依靠，然而，那些变成永久性寄生福利的一群，却被其他认为自己是靠自己工作糊口的人所憎恨鄙视。而穷国的失业人口，只好加入庞大却暧昧隐蔽的“非正式”或所谓“平行”（parallel）经济，男女老少，做小工、当小差、交易买卖、因利就便，也不知靠些什么法子生活着。这些人在富有的国度里则形成（或可说再度形成）愈发与主流社会隔离的“下层阶级”。他们的问题，被视为无法解决的“既成事实”，而且是无关紧要的次要问题，因为他们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数。于是美国本土黑人在自己国境内形成的“种族聚居社会”（ghetto），[9] 就是这种地下世界社会的教科书标准实例。其实“黑市经济”（black economy）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并非不存在，研究人员曾经惊讶地发现，90年代初期，英国的2200多万户人家，竟持有100亿英镑现金，平均每家460英镑。这个数字如此之高，听说是因为“黑市只以现金交易”（Financial Times，199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