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8/13页）

1968年5月还有一句口号：“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这句话要是落在革命前辈列宁耳朵里，甚至连当年因主张滥交而被列宁痛斥的维也纳共产党人菲舍尔听了必定也会大惑不解（Zetkin，1986，pp.28ff）。反之，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一代，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观念的激进青年，也一定不能了解布莱希特笔下，早年献身共产国际之士的心情与作为——奔走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连做爱时脑子里也想着心事。”（Brecht，1976，II，p.722.）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其中的感受。做爱与搞革命纠缠不清，难分难解。

因此，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相辅相成，是为一体的两面了。而其中最能够打破国家、父母、邻里加诸我们身上的限制、法律、习惯的，莫过于性与毒品。不过性这件事，源远流长，其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由来已久，其实用不着年轻人费心发掘。尽管保守派诗人忧心忡忡地吟道“性交，始于1963”（Larkin，1988，p.167），可是这句话并不表示，在60年代以前性交是什么稀奇事。诗人的真意，在于性交一事的公众性质与意义从此开始发生改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为佐证，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书的解禁，二是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问世。然而，对于以前一向遭到严禁的事物，反抗的姿态其实不难表明；凡是在过去受到容忍的事物，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容忍，例如女子的同性恋关系，就特别需要点出来，如今正有一种反抗的姿态产生。因此同性恋者公开现身，表明态度，便变得特别重要。可是吸毒一事却正相反，除了烟酒是广为社会接受的癖好而外，麻醉药物一向仅限于小团体与次文化中（虽然这次文化的分布，三教九流都有），并没有包容性的法令。毒品的风行，当然不只是一种反抗姿态，因为吸食毒品本身带来的感官刺激便有莫大的吸引力。可是正因为吸毒是非法行为（通常也属于一种社交行为），吸毒，便不但具有高度挑衅叛逆的痛快意味，更使人有高高在上，不把那些严令禁止者看在眼里的满足心理。西方年轻人最盛行吸食的毒品是大麻（marihuana），其实大麻对人体的伤害恐怕还不及烟酒为害之烈，此事更证明其中所涉心理的微妙。60年代，在摇滚歌迷和激进学生汇集的美国海岸，吸食毒品与示威抗议往往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事物。

各种行为的解禁，社会规范的松弛，不但愈发推动种种此前被视为禁戒行为的实验与频率，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行为的曝光率。因此在美国，即使在一向带动全美风气的旧金山和纽约两地（两地又相互影响），同性恋公开，到60年代方正式开始。至于其形成有政治压力的团体，则要到70年代（Duberman et al，1989，p.460）。种种激烈变化，其中最大意义在于有形无形之间，推翻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于社会和历史当中，经由社会规范、传统、禁令所传达、认可、象征的人类伦理关系。

更有甚者，这股推翻旧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任何一种条理井然的社会新秩序，虽然有人觉得必须正名，硬把功劳归在“新自由意志主义”（new libertarianism）名下。[4] 其中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个人欲望巨大无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一个人人自我规范的个人主义世界并推展至极限的境地。传统禁令的叛逆者对人性的假定竟然与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如出一辙，至少对于人类心理动机的看法，他们与出售货物的劳动者极为一致。后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攻心为上。

根据这个共识，世界上数十亿芸芸众生的存在，均是基于其个人欲望的追求。这些欲望，包括了各式各样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对，可是在现在都一一被社会允许并存在的大小欲望。如今被默许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却由于世人心中充满了它们。直到90年代，官方均不再试图将毒品合法化，而继续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加以禁止，虽然效果始终很差。60年代开始，市场上对可卡因的需求量突然大增，尤以北美的中产阶级需求最大，此风其后也迅即传至西欧。这股趋势，跟不久前海洛因在劳动阶层中流行的现象极为类似（也以北美为主要市场）。贩毒的暴利，首次使得作奸犯科变成大手笔经营的大事业了（Arlacchi，1983，pp.21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