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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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组织模式的伟大创新，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它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的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它纪律之严，胜过军队，可以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党员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它致力推动的革命（它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所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层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最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地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产党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统治阶级地主家庭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Martins Rodrigues，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因是之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政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导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出现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界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股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3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运动的一种现象。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其中修女所占比例较小，——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h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 Thomas，1977，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做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群众运动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与之迥异。（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崇尚武力的社会里，群众运动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需依现实情况而定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