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3/11页）

以当时形势判断，“阻关距战”之策并不现实。因为太行山间的隘口、谷道众多，难以全部驻兵坚守。以骑兵为主的魏军机动性极强，完全可以从燕军疏于防范之处突入平原。所以依托城池作战比较现实。当魏军进入河北后，驻防邺城的燕将慕容德准备出城作战，其部属认为“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建议“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待魏军粮食耗尽时再展开反击，慕容德也采纳此策。[5]

当然，做出这个决策的燕朝君臣都认为拓跋军队还停留在纯粹的草原游牧状态，不想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足，只是进行一次劫掠而已。他们对拓跋人现状的认识比较正确，但对拓跋珪的意图则判断有误：拓跋珪正是为占领中原而来。以当时拓跋人的政权规模看，这个计划显然过于超前，他们还不熟悉汉地管理编户齐民、征收粮赋的一整套制度，只能在战争中逐渐学习。所以河北之战呈现为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消耗战。

魏军兵力规模：《魏书·太祖纪》载皇始元年（396年）八月，“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此外尚“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6]，这支进攻幽州的军队显然没有算在四十余万之内。但在攻占晋阳之后，魏军要留一部分兵力占领并州和扫清燕军残余，所以参与进攻河北的兵力为三十余万。[7]《魏书》没有详细记载这些部队的编制，从有限的史料推测，非拓跋珪直辖的独立作战部队至少有两支：

一是卫王拓跋仪所辖的“五万骑”，进入河北后负责进攻邺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长期活动于河北南部；[8]

另一支是王建、李栗所辖的“五万骑”，在从晋阳向河北进军时充当前锋，进入河北后则受命进攻信都（冀州治所）。[9]皇始二年（397年）正月占领信都之后，两人就归入了拓跋珪的直属部队，一起攻击中山。所以三月慕容宝从中山逃走时，王建就在拓跋珪身边，而李栗则参与了追击慕容宝。[10]

除以上十万骑之外，所余二十万人应是拓跋珪直辖的兵力，且应全是骑兵。因为两支偏师尚且都是骑兵，拓跋珪所辖的主力也应当是，如此，则参与河北战事的三十余万拓跋部队都是骑兵。拓跋珪主力主要活动在中山及周边地区，也参与过攻占信都的战斗。直辖部队中有著名的将领长孙肥，其他情况则不详。

燕军兵力和分布：皇始二年（397年）二月，燕帝慕容宝曾伺机发起进攻，他在中山城中集结起的兵力有“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这几乎是后燕都城中的全部兵力，其中还包含了刚从信都逃来的慕容凤所部。

慕容德驻防邺城的兵力不详，但《晋书·慕容德载记》中提及他从邺城撤往河南时，共有“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11]，这些鲜卑家庭能提供的兵力大概在三四万左右。则后燕当时全国总兵力应为二十余万。但各地郡县的武装过于分散，在拓跋骑兵席卷之下，几乎没有抵抗能力，长期坚持固守的还是信都、中山、邺城三座城池中的主力军。

魏军对城池的攻坚战

在魏燕战争中，以骑兵为主的魏军几乎没有城池攻坚战的能力和经验。燕军据守城池，使战争拖延了一年多时间。而且细寻后燕几座重要城市—晋阳、信都、中山、邺城的陷落，都不是因为魏军的强攻，而是燕军统帅丧失战斗意志弃城逃亡，或者城中粮储耗尽、不战自溃。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晋阳是后燕在太行山以西唯一的军事重镇。当皇始元年（396年）九月魏军从代北直指晋阳时，燕并州牧慕容农并没有固守晋阳的准备，他先出城与魏军作战，失利之后弃城逃归中山。关于后燕放弃晋阳，史书有不同记载，《魏书》云慕容农主动放弃：

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命诸将引骑围胁，已而罢还。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东遁，并州平。[12]

《晋书》则载燕军内讧使得慕容农无法入城：

魏伐并州，骠骑农逆战，败绩，还于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距之。农率骑数千奔归中山，行及潞川，为魏追军所及，余骑尽没，单马遁还。[13]

《资治通鉴》似兼采两说，但又有增加：